优化金融生态关键在完善法律

　　《人民日报》3月29日刊发专访央行行长周小川一文，有关“金融生态”的解释引起各方面关注。自去年以来，周小川已多次在不同场合谈论金融生态问题，结合当前紧迫的金融改革重任，有关优化金融生态的探讨，实际上正逐渐聚焦于如何完善法律制度。

　　任何事情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金融机构及其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可用“金融生态”来概括。周小川和不少学者认为，生态是个系统概念，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除了要以自身制度建设和经营水平提升为基础，更重要的是离不开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和基础条件，比如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社会信用乃至商业文化等，这就形成了金融生态。

　　深入探讨金融生态问题，显然不是简单或局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事关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优化与转换。比如去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就不能仅仅解读为是股市资金增量的大利好，而是对金融产品创新、扩充入市资金、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等涉及金融生态均衡性发展和系统性推进的战略规划。

　　仔细分析有关人士的表态不难看出，近期热议金融生态问题，其意并不在于金融理论创新。20国集团去年11月发文分析“金融部门制度建设”应优先完善法律框架。去年12月初周小川在“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发言，题目就是《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他明确呼吁应尽快出台一部能有力支持经济和金融改革的《破产法》，并进一步提高和改进会计准则。这表明，在上述金融生态的各组成部分中，改善法律制度环境无疑被视为重中之重。

　　随着中国经济转轨不断深入，金融风险的产生、聚集和爆发均出现了新变化。从风险控制的角度上看，法律也是金融机构能够紧握的最后“杀手锏”。这涉及到相关立法是否能很好地保护投资者、存款者权益，会计与审计准则是否足够高。比如争议颇多的《破产法》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贷款人能否运用最后手段，使破产起诉成为制约借款人的最终底线，在金融生态中的价值在于建立和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而债权人的抵押物权能否合理实现，则又涉及《担保法》和《物权法》的进一步完善，等等。这就是说，虽然中国已建立很多经济与金融法规，但其清理、合并、修改和新起草的工作还异常繁重而紧迫。

　　强调改善法律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当然也不可能忽略优化金融生态的其他环节。中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差，起点低，弊病多，远不能满足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增大了金融改革的难度和出现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必须高度关注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像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如果比较薄弱，金融运行就很容易出现漏洞，也不利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同时企业改革也是改善金融生态的重要方面，因为企业一旦产生财务问题，就可能直接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增高。

　　由此其实不难看清，既然金融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那么金融生态圈中任何一个环节功能不畅，都可能影响整体的良性循环和运行效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法制不完善，往往与会计和审计水准不高、客户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相互纠缠在一起，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多条导火索。

　　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也就是要维持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证券、银行和保险是现代金融业的三大支柱，其经营环境和经营业绩相互依赖、互为前提。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连环扣，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诸如商业银行改革的艰难、利率体系调整结构的复杂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沉重。如果说改善金融生态好比是金融机构内部和外部环境互相作用产生的“化学变化”，那么不从完善法律制度入手，这一“化学变化”就不会很快发生。而优化金融生态也必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完善法律制度也势必与改善其他环节协调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