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大案频频曝光考验监管走向

　　“张恩照事件”将原本就十分脆弱的银行监管之网撕开了一个更大的裂口。分析人士认为，我国的银行改革至此也被彻底推上了风口浪尖。

　　就在外界的高度关注之下，银监会——这个被业界人士认为理应“身居二线”的银行监管者，连日来紧急投身“救火”一线——除了不断重申其已经发布的各种监管政策外，还连续发布新的监管措施抑或风险提示，措辞显得尤为恳切，也尤为严厉。

　　据记者了解，本月初银监会已下发一个文件，要求其下属各省银监局就新时期以来出现新的金融犯罪类型进行调查并上报。一位知情人士说，“此举的目的在于，通过汇总，将伴随我国金融行业改革开放出现、但在现行《刑法》中却没有规定的新的犯罪类型归纳出来，为今后金融监管立法、执法提供参考。”

　　银行自爆家丑：纸包不住火

　　值得关注的是，迫于不断加码的监管压力，一些商业银行最近频频自爆家丑。

　　最新的例子是本月27日，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高调回应了该行大连分行一员工挪用巨额资金案，证实涉嫌挪用600万美元银行资金用于赌球和挥霍的中国银行大连分行营业部员工翟昌平已经被警方抓获。王兆文明确表态，针对其部分基层网点规章制度不落实、内控机制不到位和一些员工职业操守存在的问题，中行将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立即对全辖所有经营性机构开展“拉网式”大检查。

　　商业银行为何能一改往日设法掩遮家丑的习惯做法，转而主动回应外界关于其相关问题的曝光？中行一位资深研究人士认为，这一方面反映出监管层面力除陈弊的决心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表明面对上市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在公众面前主动树立公开、公正、信息透明的企业形象。

　　“银行案件近来大面积曝光，反映出的一个信号是：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内控不足的潜在危险已经显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监管层对于商业银行的监控从未间歇，但由于银行自身总习惯于掩藏家丑，所以问题一但爆发就看起来特别严重。”

　　央行研究局局长唐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随着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银行原来尚且隐藏得住的东西现在却欲盖弥彰。”他认为，既然商业银行知道纸包不住火，与其被动设防还不如主动承认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样做，对于银行今后的改革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在吴庆看来，把银行“逼”到主动检讨自己缺失这一步的还有技术上的因素。他说，随着银行运行和监管技术的进步，不但是银行自身之间进行了联网互控，监管当局也能更方便、更及时地从外部掌控到各个银行的运作。

　　严控基层内部操作风险尤为重要

　　在中行自爆家丑之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一向显得颇为平静的农行也被牵扯到巨额丑闻案中。据银监会公开披露，农行在对其包头分行的下属支行进行检查时发现，43名经理及一些员工参与非法借贷、挪用公款等违规行为，涉案总额高达人民币1.15亿元。

　　外界评论说，这已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年内爆出的第四起损失数额巨大的丑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指出，包括中行、建行和农行在内的案子，暴露了当前我国银行业内部操作风险防范上的一系列问题。

　　他说，从现实操作层面看，各银行对内部操作风险的关注不够，表现之一是，由于支行行长的权力往往太大，以至于无法对这些高管人员掌管的业务流程进行有效监控，因而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确有难度。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内控机制，尤其是内部稽核形式化，银行规章制度虽然数量庞大，但分散于各类文件中，缺少整合性。有些控制制度尚未建立或不健全，管理部门之间的衔接不充分，控制分散与控制不足并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巴曙松对银行内部操作存在的弊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部分基层机构内控制度有章不循、银行总行制定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在一些基层机构得不到全面落实，银行分支机构内控制度的检查、评价不足。

　　“加之一些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不足，对内部控制的检查频率和深度不能与银行机构的风险程度相适应，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内部控制作用的效力。”巴曙松认为，对于基层银行尚存众多薄弱环节的现状，严控其内部操作风险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

　　对此，专司国有商业银行监管职责的银监会主席助理车迎新也告诉记者，虽然身为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者，但今年银监会将继续开展现场监察工作，着手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进行评估，以期将其风险降到最低。

　　银行改革将令案件日趋复杂

　　针对银行机构对操作风险的识别与控制能力不能适应业务发展的突出问题，银监会日前已发布了《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要求银行机构采取切实措施有效防范和控制操作风险。

　　28日，银监会再次就中航油事件向中资银行发出风险提示，要求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切实加强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风险管理。据车迎新介绍，“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来，已经陆续向商业银行发出了70多个风险提示。”

　　车迎新说，不难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案件的爆发频率与我国的经济整体形势不无关联。央行研究局局长唐旭也表示，“伴随着宏观经济的走势，银行案件也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呈现，因而，其解决办法也需要根据转轨时期的特征不断创新。”

　　“1998年经济过热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包括亚行各国银行案件不断发生。”在外界看来，这种似乎是宏观经济周期相伴随的“怪圈”再次投影在我国加速改革的银行业身上。包括车迎新在内的业界人士指出，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需要监管者站在更高的高度，对新的经济形势下国有银行的制度所充分暴露出弊端有个动态的把握，并制定出相应动态的监管政策。

　　“银行改革越深入，银行案件也会越来越复杂，这就更能考验我们的监管水平。”唐旭说。　本报驻京记者　郑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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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我国银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

　　“我们的银行现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前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抛出这样的论断。

　　吴敬琏说：“‘我们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这句话是邓小平在80年代说的，到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银行本应在资本配置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吴敬琏认为，我国银行业目前的情况是，很多没有效率的、没有很好盈利前景的企业，却能够拿到资金去大量投资。他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金融体系在相当大程度上没有市场机制。”除了一些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事业、公益性事业、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不能由市场决定之外，其他行业都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其次，要素价格正在被严重扭曲。吴敬琏说，中国目前各种要素的价格被压得很低，如土地、劳动力、利率的价格。“一有通货膨胀，银行的实际利率就变成了负利率。”过低的银行利率、不合理的财税体制，使得各级政府官员都倾向于走“老的工业化道路”，政府官员都希望发展价高税大的产品。

　　“中国的证券业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源配置在机制上存在问题。”吴敬琏说，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或者说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仍然特别落后”。

　　他认为，金融业改革应该遵从三个重要的原则：首先企业必须是独立的、自主的、自负盈亏的企业；其次就是市场应该是有秩序、有规矩的市场。吴敬琏说，虽然这个判断曾经被认为是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诬蔑，但是“我现在仍然坚持这样的判断”。最后，发挥重要作用的应该是政府。他说，政府应该是一个公益的、公共的监管者。

　　吕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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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主动曝光有助于树立公正透明的企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