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天才留给人类的礼物”

　　爱迪生说：“书是天才留给人类的礼物。”那么，人们读书，自然是接收、享受这礼物。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可不是一件轻松愉快、轻而易举的事。比如我——

　　且不说出生在穷乡僻壤，本村至今连一所像样的小学都没有；且不说从初中到高中，正是长知识、长身体的关键年龄段，却遇“三年困难时期”，差一点辍学；单说考上大学、来到天津头十几年，为读书真可以说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

　　高考报志愿，首选南开大学，与其说是看中它的名气，不如说是为它的图书馆70余万册藏书（据招生简章介绍）所吸引。当时都想像不出那么多的书得有多少间教室才能装得下。及至入学后参观图书馆，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惊呼见到了“知识的海洋”，慨叹个人的渺小，咀嚼馋涎欲滴的滋味，耳边响起的是初中语文老师的一番话：读书就应该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张开大口，专心致志地去吃、去啃……

　　但是，不足两年，便遭遇“文革”。仿佛一夜之间，大地变色，“菜园子”被钉上了“封、资、修”的牌子，难以计数的“菜”被斥之为“毒草”。老师们有的被戴上“反动权威”的帽子，有的被打成“牛鬼蛇神”。是非颠倒，斯文扫地。造反、批判、大字报、大串联、文攻武卫等等，搅得周天寒彻；“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论调甚嚣尘上，背负着家庭、社会的期望，从全国各地来的莘莘学子一时无所措手足！

　　狂热过后，是厌倦的情绪，受骗的感觉和人性的复苏。于是，读书之风悄然而起。学生读书，本来天经地义。好在有人白眼，却无人干预。先是在宿舍，然后是教室。无须组织，无师讲授，来去有早有晚，读什么随由自便。讨论和大声喧哗的情况极少。这里，不谈派性，没有对立，理智战胜浮躁，读书求知的旗帜下大家相安无事。起初是各读各的。为了加深记忆，便开始抄书。如此又嫌进度太慢，于是便找来蜡纸钢版“刻家伙儿”。这样，由个体到集体，大家分工合作，你刻他刻，然后油印、装订，“成果”共享。人说念书不如抄书。这里，抄书又不如刻书。当此之时，学校“无政府”，学生有时间，读书、刻书得行其道。记得当时除刻了不少唐诗宋词之外，还刻了一部完完整整带插图的《西厢记》。一位哲人说过，台风的中心是平静的——只可惜它持续的时间不够长。

　　60年代末期，学校组织“教育革命小分队”到蓟县城关中学（当时称“五七大学”），办了一个文科试验班，招学员30多位。作为小分队的一员，我和几个同伴在那里第一次登台讲课，当时称之为“小将上讲台”。其实，帮我们备课、指导我们读书、为我们做后盾的，是系里几位在专业领域出类拔萃的“老将”、“中将”。我们急用先学，现趸现卖，倒也赢得些许喝彩。9个多月的“试验”，获益良多。

　　毕业分配，是戴着“臭老九”的帽子，带着“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任务进入邮政企业的。然而，不久我即发现，这里的政治环境远比学校宽松得多，对我没有丝毫的歧视，更无人以教育者自居。相反，他们以其宽阔的胸怀欢迎我并对我寄予厚望。工作之余，师傅们谈起《西游记》、《三国演义》，以及《巴黎圣母院》、《静静的顿河》等等，毫无顾忌。当时，几乎所有的名著都未解禁，但他们互相传看，并不避讳。我真庆幸自己进入这个有文化内涵的企业。后来，全国评《水浒》，批宋江，我得以接触它的多个版本。而在评《红楼梦》的热潮中，我曾经在一宫大礼堂，聆听我的老师和我的一位留校的同学讲宁荣二府，析金玉良缘。当时，他们在尽力诠释一种观点，捋一条“主线”。但我一旦钻入书中，便只见人物性格，悲欢离合，诗词歌赋，妙句锦言，哪还记得什么“斗争”、什么“历史”！

　　随着读书环境的日渐宽松和工资收入的不断增加，买书不再难。但由于工作责任的加重，常常事务缠身，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不得已以写作来“强制”自己挤时间读书。先是写文章，继则编书，然后写书。要写、要编，就必须多读书，勤思考。就此，曾归纳为两句话：写作当学习，学习必读书；读书写书，写书读书。初期，由于思想上“跟风”，不辨方向，写过些不好的东西，由此也带来一些麻烦。这应是不会读书、读不懂书的代价。经过反思、反省，做出调整。“强制读书法”继续坚持。“强制”既久，成为习惯。习惯成了自然。

　　汉代学者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我的读书之路尽管曲折坎坷，但却使我变得较为聪明，使我的生活充满阳光。因此，每忆及此，我都会说，几十年来，不抽烟不喝酒，买下了一大堆书；业余时间，不唱歌不跳舞，写成了一小本书。这在一些时尚、前卫的人看来，未免古板，甚或迂腐，但终究是痴心难改，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