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伪书始作俑者姜汝祥：伪书是皇帝的新衣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目前写书的投资回报率太低，专家们把更多时间花在赚钱多的事情上了。这才是“伪书”流行的真正根源

　　-本刊记者/胡玲

　　姜汝祥，2005年“3·15”晚会“3·15”贡献奖的三位候选人之一。通过他的亮相，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伪书”这个词——假托一个不存在的外国作者的名字，“翻译”出版的“外版书”。大约在一两个月前，中国媒体开始掀起揭露伪书的一轮浪潮，其始作俑者，就是这位40岁的姜汝祥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锡恩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3年，姜汝祥在机场看到了一本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执行力》。他非常惊讶地读到，书中很多处内容竟然完全是对自己所写的书的抄袭。通过调查，姜汝祥更加惊讶地发现，所谓的《执行力》的作者哈佛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保罗·托马斯”完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他开始认定这书是地地道道的“伪书”。

　　开始的时候，姜汝祥对这件事想得很简单：既然肯定是假的，当然一揭发就会有人处理。没想到，他给媒体投稿，竟然连遭冷遇。这反而促使他决心把事情做大。

　　“行业里的人更清楚，只是没有人站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中国新闻周刊：“伪书”究竟都是什么人做的？

　　姜汝祥：“伪书”是打着进口外版书的旗号，假托某个外国人的名字写的书，其实是中国人自己做的，真正的作者多是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今天的网络BBS上你可以经常看到高价购买这些“枪手”的信息。他们的工作就是去抄。所以，这种书材料可能是真的，但作者是假的，推荐人是假的，推荐语是假的，内容是乱编的，这里面至少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不是真实的。

　　比如，在中国销售了200万册的《执行力》，它所谓的作者哈佛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保罗·托马斯”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人，结果“他”不但写了七本系列畅销书《执行力》，还堂而皇之地为另一本中国人写的伪书作序。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很多“伪书”伪造的手段是很低劣的：它说是进口外版书，但其英文书名其实就是汉语拼音；还有的书竟然写着“爱因斯坦推荐”，“居里夫人推荐”，“爱迪生推荐”，这怎么可能呢？有的书还说“全球销售10亿册”，“10亿册”是个什么概念，除去中国和非洲的人口，相当于全球每个三口之家一家一本。“伪书”明明已经成了“皇帝的新衣”，稍微留意一点的人都清楚，行业里的人更清楚，只是没有人站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在我的心目中，这件事情不去揭露，真的是会被别人看不起的。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业内人士说，其实这些伪书用的材料还是真的，有的书还是不错的？

　　姜汝祥：应当说，出“伪书”的这些书商们是很懂中国企业家的需求的。“伪书”中所编纂的、所抄袭的内容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任何好的东西、有道理的东西是有前提的，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的，不是随便引用一段文字往里面放的。比如，《没有任何借口》这本书中说：“服从是一种美德”，“我们要像西点军校一样讲无条件的服从”。军队能和企业一样吗？企业能简单地模仿军队的条例吗？像这样的东西打着“世界500强培训样本”，“全球销售多少册”等等，中国相当一批企业家就会感到很过瘾，很来劲，他们自己本来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独裁心理，突然之间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所以“伪书”的作者往往就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去迎合和满足一些企业家不应该满足的需求。这样的书欺骗性相当大，而我们很多很优秀的大客户，都在拿着这些书给企业员工培训，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客户还把这样的“伪书”作为礼物送给我。

　　思想如果被毒害，未来会贻误一两代人、一两代企业家。

　　中国新闻周刊：在新闻发布会上，你说你很孤独。

　　姜汝祥：因为我个人开始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个人是好几家媒体的专栏作者，稿费开得还不低。我想我写稿子想呼吁一下，新闻机构登出来不就行了吗？可是我投了很多家报社，没有人给我登，当时没有人理我。

　　后来报社的人跟我讲，报社和出版社其实离得很近的，可以算一个行业吧。而我在文章中有名有姓的点了很多出版社，他们不愿意惹这个事。

　　我不相信，觉得实际上这个口子还是捂不住的。当时我个人凭粗浅的判断已经知道有上百本书是假的了，社会对此不可能熟视无睹的。如果一个危害大众很明显的假的东西到了如此地步，社会都不在意的话，我们给企业讲的这些东西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绝对是空中楼阁了。所以我们一定会成功。

　　当我们决定成立班子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要与这批人为敌了。

　　中国新闻周刊：后来你与这些做伪书的书商有过直接的接触吗？

　　姜汝祥：他们曾托人带过话来，希望能私下和解。也有的人说，既然是抄你的书，那把书的作者改成你行不行？

　　“伪书”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假托他人之名撰写的《水浒后传》和《红楼梦》后四十回都是“伪书”的鼻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经有过一本著名的伪书《第三只眼看中国》，托名德国人“洛伊宁格尔”所著，后来被人们拆穿：那位“译者”王山乃是此书的真正作者。而如今有调查显示，2004年国内市场中，仅经管类图书领域每三天就有一本伪书出版。

　　“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很多关系非常好的企业家，以后一定会不相信我，我的员工一定觉得姜汝祥这个人是两张皮”

　　中国新闻周刊：为打击伪书你的公司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

　　姜汝祥：坦率地讲，假设我的业务很差，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话，我未必去做这件事情。这一两年我们既然拿到了很好的效益，就要懂得给社会以公平回报。我当时抽了四个人做专职(打击伪书)，两个人作辅助工作。还不包括我自己的投入。我们买来了大约六七百本有伪书嫌疑的书，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每一本书都去核实作者、推荐人、推荐语以及内容等的真实性，给书上说的出版社发传真，最终基本确定100本左右的书是“伪书”。

　　我们这个行业，6个月时间，这些人力基本上可以做两个项目，每个项目最低的收入是50万，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大约投入了100万元左右的机会成本。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因为这些伪书给你的客户带来损失？所以也损害了你公司的利益？

　　姜汝祥：我不做这件事情，我在钱上不会损失更多，但是我损失的是客户和员工对我的信任，我的压力是来自这方面。因为就有企业家跟我讲，姜博士，你看这些伪书我们是分辨不出来的，你能分辨出来，你得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揭露一下，不然我们就觉得，你不太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你就光想赚钱。

　　这些年，我们一直致力于中国成长型企业的国际化，持续化和正规化，一直在提倡一种思想，即企业不光是要赚钱，而且要有“独立的商业人格”。

　　我曾经说过，中国一批当红的企业家是过时的，他们只是市场政治家，非常会玩权谋，但却领导不了中国的企业进入国际化，他们不是现代的企业家。当我们的社会环境受到污染的时候，企业要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

　　万科董事长王石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王石去年一年在万科就讲一句话，“企业公民”和社会责任。“企业公民”在国外是很普遍的一个词，在中国还是一个新词。它是说企业像公民一样的有它的“权利”，也有它的“义务”。企业作为公民是有社会责任感的。

　　现在，我自己面临着这种社会污染，我的员工和我的客户就会想：你这些说别人是行的，明明你可以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做呢？一个人怎么能够说一套做一套？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很多关系非常好的企业家，以后一定会不相信我，我的员工一定觉得姜汝祥这个人是两张皮。

　　社会中是什么东西缺了位？

　　2005年1月19日，姜汝祥选择了全国书展开始的日子，召开新闻发布会。有9家新闻媒体到场。姜详实地公布了近百本伪书的调查情况。自此，姜汝祥舒了一口气，他希望自己“不务正业”的反伪书之路能够告一段落。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你感觉到在媒体那里受到了冷落，可现在你又说不太愿意再接受媒体的采访，为什么？

　　姜汝祥：因为我觉得反“伪书”这件事在揭露的层面上告一段落了。新闻发布会到场的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把事情捅出去之后，已经得到了社会的重视。书店里这类“伪书”的销售量已经大幅度下滑，可以说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我现在去书店看的时候，有一些凉飕飕的感觉。因为“伪书”在的时候，这类经管类图书有一种虚假的繁荣，摆在那里很多书，好像很好看的。现在都没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类伪书的畅销，至少说明社会有这种需求。

　　姜汝祥：是非常大的需求。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和企业员工会对这些伪书中的主题这样关注？伪书没有了他们读什么？

　　中国企业家这种需求的背后，是他们要把企业的竞争力提高的历史趋势。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提供这些东西，中国古代只有权谋，什么曾国藩用人书，李嘉诚用人书，厚黑学，琢磨的是怎样对付人，。这里没有工业化进程，没有核心竞争能力，系统管理，供应链管理，营销等等。

　　而我们的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没能给他们提供真正的服务，多多写这样的书，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目前写书的投资回报率太低，专家们把更多时间花在赚钱多的事情上了。

　　这才是“伪书”流行的真正根源。

　　其实，查这些伪书很方便，要求把英文的原版书拿来，一看就明白了。从管理上一点都不难。我觉得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是一种只救火不防火的观念，起火了他们去救，如果火还没烧大，他们就不管。这里暴露出的是管理的缺位和机制的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