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印尼）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位华裔功臣

　　人民网记者 曾 坤司徒眉生与马立克先生在一起合影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即从1950年10月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起，到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止，年年都有国家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把被台湾占据的联合国席位给予中国，最早是印度、苏联等国。但在美国的极力阻挠下，最初几年联合国大会以“不列入议程”（即暂予搁置）处理。1960年以后，国际情势已经改变，在这10年当中，随着亚非拉许多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数从60个增加到99国。在1961年的第16届联大上，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国家由11票激增到42票；弃权数从4票跳到22票。台湾眼看大势不妙，“暂予搁置”的老办法显而易见行不通了，不得不改变腔调和手法。在美国的全力护盘下，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案”需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也就是“任何有关代表权争执的议案应视为重要问题，要以到会投票的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之”，续图顽抗。到了1971年，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自1968年开始解冻的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到了26届联大前夕，联合国在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形势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着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就在这个关口，恰巧轮到印度尼西亚担任联大会议的主席国，而司徒眉生的密友——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又将走马上任联大主席。他立刻命令印尼驻香港总领事苏达尔多．西吉准将设法与在澳门的司徒眉生取得联系，“我要亲自去香港面见司徒眉生。”

　　马立克何许人也？马立克原是印尼开国苏加诺领导民族独立斗争时期的亲密战友，早在印尼独立前就跟随苏加诺出生入死。独立后，曾担任印尼驻苏联大使和政府商业部长，由于在个别问题与苏加诺的观点差异，遭奸佞小人的挑唆，被视为“托派”人物，渐渐受到苏加诺的冷遇，降为不管部长。身处逆境，昔日之好友纷纷躲避，弃他而去。虽说势利自古就是官场的传统，但临到马立克头上，还是让他无法承受。他沉闷、愤激！就在他倍感世态炎凉、孤独无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还守候在他的左右，让他刻骨铭心，这个人就是司徒眉生！

　　马立克与司徒眉生结识，早在1947年夏季。当时，年仅19岁的司徒眉生，以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见习记者的身份，第一次被派遣采访重要国务活动——共和国“临时国民大会”，“临时国民大会”选在离日惹400多公里的玛琅召开，就在从日惹赶往玛琅的这趟火车上，司徒眉生与同乘一趟列车的苏加诺结下不解之缘，也与时任印尼《安达拉》通讯社社长的马立克建立了友谊。自那以后，司徒眉生与马立克交往频繁，因为谈得来，常和另一位好友卡米尔（曾任印尼外交部司长、驻联合国大使，以后和苏哈托结为儿女亲家）三人相约去雅加达郊区吃烤羊肉串，“每月至少聚餐一次”，渐渐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被周围人昵称“三人行”。

　　人走背的时候感情最敏感。那一段时期，马立克每次去面见总统，只有司徒眉生愿陪同他前往总统府。所谓患难见真情，马立克从这点点滴滴之中感受到司徒眉生的坦诚和侠气，内心深处牢牢铭记司徒眉生的为人品行。也正是由于这种真诚深厚的情感渊源，马立克在走马上任联大主席之前，很自然就想到他的这位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朋友——司徒眉生。

　　1971年4月中旬的一天，已在澳门平静生活了近6年的司徒眉生，突然接到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打来的电话：“我是印度尼西亚驻香港总领事馆机要领事沙迪亚尔,马立克先生要我们与你联系，他不久要来香港，希望能见到您。”

　　司徒眉生一听是老朋友马立克要见他，马上回答：“我愿意去香港见他。”

　　似乎对司徒眉生如此爽快的答应不放心，第二天印尼驻香港总领馆机要领事又专门赶来澳门当面征询司徒眉生，得到确切答复后，方正式函告国内：“司徒眉生很愿意见到马立克外长”。

　　不久，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即由卡米尔大使陪同专程飞来香港，与司徒眉生见了面。两位挚友的处境和往日比，整个翻了个个儿：苏哈托靠武力罢黜苏加诺而上台后，立刻“请逸民、举隐士”，遭苏加诺冷遇的马立克，因祸得福而被重新重用，担任外交部长；司徒眉生则因受牵连而蜗居澳门，以行商为生，躲避迫害。

　　这是他俩自1965年司徒眉生逃离印尼后的第一次见面，久别重逢，两颗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的心交融在一起，彼此内心都充满了尊崇、欣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尤其是司徒眉生，对马立克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的态度，更是充满了感激。一阵寒暄之后，马立克即宣明来意：“我已当选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本届大会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恢复中国席位问题。”马立克接着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苏哈托总统肯定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但不至于公开反对。所以，我很想了解中国的立场。目前，印中已中断外交关系多年，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你是我的老朋友，又与中国上层熟悉，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去北京替我捎个口信，表明我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深切关注，征询一下中国政府对加入联合国的看法，他们对本届联合国大会很有可能出现有利于中国的新情势如何应对。”听了马立克的请求，司徒眉生怔住了，一时不知如何表态。凭借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意识到这是一项极重大的任务，自己能不能担当？有没有能力担当？约莫过了几分钟，司徒眉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答复说：“行吧，我试试看。”

　　回到澳门，司徒眉生立即把这件事讲述给当时担负中国与澳门联络工作的“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并请他们协助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并表示愿为此事去北京向中国领导人当面转达。

　　但是，两天过去了，不见北京方面有任何反应。司徒眉生深知中国当时的形势，“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胶着状态，狂热的人们像着了魔似地热衷于造反和武斗，连周恩来总理本人都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对于本届联合国大会极有可能恢复中国席位的前景和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最高决策层肯定无暇顾及。再加上中国领导人当时普遍认为，在苏哈托当政期间，马立克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作为。因此，没有任何准备和打算，一付顺其自然的态势。毛泽东主席甚至说，今年进不了联合国，就不参加呗。

　　司徒眉生感到再等下去也不会有结果，无奈之下只好请马立克先回雅加达。临别之际，马立克再次叮嘱老朋友：“我9月初去联合国上任还要路过香港来见你，请你一定再帮助摸摸中国方面的态度。”转眼到了九月初，马立克与司徒眉生如约在香港再次碰面。之前，司徒眉生曾通过澳门南光公司再次与北京联系，仍然没有得到回音，只好空手来见马立克。

　　面对上述情况，马立克没说一句话，犹豫片刻，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份文件递给司徒眉生，面有难色地说：“关于本届联大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苏哈托总统已经给我下了训令。你拿去看看。”司徒眉生接过文件一看，“训令”上白纸黑字写明：要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交的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提案投赞成票，即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看完苏哈托的“训令”，司徒眉生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这岂不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嘛！”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过了一会儿，马立克打破沉默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才能达到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可是，苏哈托的训令和我的信念相抵触，我很为难啊！你的看法应该如何办好呢？”在沉默中，司徒眉生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中国能否顺利加入联合国担忧，更为老朋友的政治命运担忧。司徒眉生终于开口，道：“你研究过联大议事规则和主席的职权没有？有无特别发挥的空间？”

　　“仔细研究了，空间还是有的。”马立克回答。

　　“既然如此，你就想办法在此空间里实现你的理念。”司徒眉生继续说下去：“你现在已被选为本届联大会议主席，就不能站在一国外长的角度处理问题，而应站在联大主席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

　　司徒眉生沉吟片刻后，又道：“你作为印尼外交部长最多不过干一二十年，可印尼作为联大主席国是百年才一遇的事情，而你个人能担任联大主席，更是千载难逢啊！这是历史的重托啊！你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争取流芳百世啊！”

　　马立克听罢司徒眉生一番至诚的话语，深切感受到老朋友设身处地替自己着想的浓浓情谊。马立克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向司徒眉生表示心迹：“我应该争取，我会努力争取的。”

　　这次晤面，两位老朋友私下里谈了很久，也谈得很深。不料，司徒眉生从香港刚一回到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心急火燎跑来对他说：“北京方面请你立即收拾行装，即日到广州转飞北京。因为有中央领导要见你！”当时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马立克准备派私人顾问专程前来北京征求周总理的意见，就双方的配合工作具体磋商。得此消息后，周总理让我安排专机，把他从广州接到北京。”

　　这个“顾问”就是司徒眉生。1971年9月11日，司徒眉生抵达北京。先休息了两天，司徒眉生乘机将马立克要其转达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递交了上去，没见回音。又过了几天，仍毫无动静。一天傍晚，司徒眉生在饭店附近的马路上散步，突然发现周围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行人亦比平日少了许多，气氛异常紧张。司徒眉生好生纳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接连又等了好多天，仍然没有人约见。直到9月25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终于来了，一见面就说：“我是代表周总理与您谈话的。”司徒眉生这才明白，欲见周恩来总理的期盼无望了。罗长青接着说：“马立克先生叙述的材料，我们都看到了。很感谢马立克先生的好意。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在中国外交部8月20日声明中完全表达了。当然，希望马立克先生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也不勉为其难。”

　　时隔一段时间之后，司徒眉生才得知，原来，他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中国发生了林彪叛逃国外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重大事件，将其北京之行的安排全部打乱了。

　　1971年10月25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当第26届联大执行主席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果断地裁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意味着台湾已丧失联合国席位，无需对台湾席位问题再进行表决。”随着木槌铿锵有力地落在主席台前的案桌上时，联合国大会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美国的“投票机器”失灵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经过22年的斗争终于得到了恢复！

　　马立克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表决结果一出来，第二天一早，马立克就嘱卡米尔给司徒眉生打来越洋电话，急切而又兴奋地问：“你听到消息了没有？”“听到了！”

　　卡米尔立即用英雄凯旋式的语气说：“回程时马立克外长和我可能要取道香港，稍事休息再回国。你可要好好陪我们逛逛街啊。”

　　后来，马力克因有急事直接从纽约回国了，卡米尔果然来了。

　　30多年后的今天，当司徒眉生向记者追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不胜感慨地说：“马立克的一槌定音功不可没。我只是因缘做了一点应做的事。其实，这一切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某个人所为，而是历史潮流谁也抗拒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