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摘编

　　作家蒋子龙在二○○五年第二期《小说林》中发表题为《文学眼中的生活》的对话录，他在与文学热爱者的对话中涉及到作家的文学才能和虚构才能问题，指出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把百分之七十五的脑力劳动用在故事上，而今文坛寂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高质量的好的故事太少。他认为现在的写作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种是灵魂写作，也就是精神写作；另一种是俗世写作，也就是为世俗而写作。在这种情况下，让写作超越作家是幸运者，是真正的作家；写作不能超越作家，就是一般的作家，随时可能被淘汰的作家，即使偶尔成名一下，终究还是会被俗世淘汰。社会学家说：经济选择自己的文化，文化如果不接受经济的选择将会灭亡，当然这个“选择”不是急功近利的。这是文学和现实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矛盾给文学提供了虚构的空间，真实的空间是有限的，而想象的空间是无限的。

　　介夫在《诗刊》下半月刊二○○五年第三期上发表题为《诗是神圣的美好的》访谈录，通过和诗人孙启志的对话访谈，从一个诗歌热爱者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描述，通过朴素动人的话语，我们看到了诗歌在民间的广泛人脉。中国，作为诗歌的国度，仍然潜在着巨大的诗歌资源，潜在着广大的诗歌拥护者，潜在着深厚的诗歌情感，并且有着数量庞大的业余诗歌写作者。在中国的诗歌爱好群体中，许多人也许成不了大诗人，但诗歌始终是伴随他们终生的不懈追求和爱好，诗歌的爱好已经沉淀在我们的民族血液之中。孙启志说：“我感到我的周围读诗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中国诗歌的未来，需要诗人和理论家去唤醒这沉睡的巨大力量。诗歌是神圣而美好的，它应当回归质朴、回归自然。

　　林舟在《莽原》二○○五年第二期上发表《“内在的欢乐”——再读〈受戒〉》的文章，对已故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受戒》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和分析。文章指出汪曾祺小说叙述语言质地的俭省、疏放和淡远，从中又透出凝重和奇崛。作品清淡优雅的语言来自作者的古典气质，又显示着口语的活泼，极大地缩短了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之间的距离，让人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妙和静穆的力量。汪曾祺在古典语言和民间口头语言上的双重努力是构成我们今天对他的作品再次重读的原因，也是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所在。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作家本人的心灵状况，这是作家全部修养的综合体现，作品的魅力正是来源于作家心灵的丰富、自由、细腻和敏感。因此，当有人只是从语言上模仿汪曾祺语言之时，只能是南辕北辙的努力，我们今天的努力，还要回到古典的传统，回到民间的土壤，关注作家丰富、健康、敏感心灵的建构。

　　（于文）

　　《人民日报》 (2005年03月31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