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巧稚

　　送别周总理

　　林巧稚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政治。她听广播，看报纸，家里那台黑白电视机，她仅仅用来看新闻。从这些媒体中，她认真分辨着一个接一个的口号后面种种微妙的信息。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再到批判“克己复礼”的周公。周公！谁是周公？

　　在这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即使如林巧稚，也知道每一个不同的提法后面，都预示着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的来临。

　　她关注着这一切，关注着那个始终迎风站立的重要人物——周恩来。她知道，周总理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尽管在电视上和报纸上看到周恩来一如既往地忙碌，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文雅的微笑和风度，但作为医生的她深知，膀胱癌，该有着怎样令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1974年，林巧稚到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委员会议。她找到了二十年前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会址和住处，还特意拍了些照片。回国后，她从中挑选出几张托人送给邓颖超。她不能去看望周总理，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情。病中的周恩来看到了这些照片，他对邓颖超说：“没错，是这个地方。”周恩来和邓颖超同样惦念善良的林巧稚，念及她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林巧稚配一辆汽车，以方便她的工作。这辆汽车林巧稚交给了医院使用。除了外出开会、会诊，她没有因私动用过一次。

　　1975年年初召开了四届人大。林巧稚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瘦削、苍白而憔悴，那身灰色的中山装显得十分宽松。宣读这样一篇长文对他来说太过劳累，但他一直坚持站立在讲台前。他略为沙哑却依旧温暖的声音传遍了人民大会堂的每一个角落：“……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拼尽最后的力气，向全世界宣讲出了这一愿望。

　　人民大会堂里回响着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久久地鼓着掌，他们用掌声表达了他们的感情。那是中国人共同的热爱和期盼，共同的忧戚和悲怆。

　　1976年1月8日凌晨，周恩来溘然长逝。在沉沉的哀乐中，这个冬天一下子变得萧瑟而寒冷。

　　林巧稚从收音机播出的名单中，得知自己是治丧委员会成员。可是，直到这天中午，她才收到一纸通知：

　　“一月十日下午四时半至五时半到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通知中竟然连周总理的名字都不曾提及？！林巧稚心里揪得很紧。

　　北京医院遗体告别的厅堂很局促、狭小。人进了门，几乎没有挪移的空间，一下就站在了周恩来遗体旁边。鲜花丛中的周恩来是那样的瘦削，瘦削的面颊上布满了老年斑。他紧闭着双眼，嘴却微微张着，似有许多放不下的心事要说……长长的人流不停地蠕动着，涌出的泪水模糊了林巧稚的视线。

　　从滚动播出的电视节目里，人们看到，江青向总理遗体告别时还戴着一顶军帽。报纸上，对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有种种限制，却大版篇幅刊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滴水成冰的日子里，人们的悲痛在郁积，郁积的悲痛转化成了无比的厌憎，而种种有悖常理的行径更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各种自发的悼念活动开始了。没有任何人布置和动员，人们自动地组织了各种吊唁活动，各单位都悬挂起周恩来的画像，布置了灵堂。人们戴上了黑纱、白花，像悼念自己的亲人。

　　周总理逝世后，林巧稚翻遍了自己的影集，这才发现，自己居然没有一张和周总理的合影。和周总理认识二十多年，在国务活动和各种会议上有许多机会在一起，照相的次数也很多，可林巧稚天性不爱往前凑，每逢这样的时候，她总是退到一旁，看别的人争相和总理合影。如今，她感到了无尽的遗憾和懊悔。

　　站在周恩来的遗像前，她对妇产科的吴葆桢大夫说：“吴，请你给我和总理拍个合影。”她留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她和周恩来唯一的一张合影。

　　1976年1月12日，周恩来的遗体由一辆中巴运送，途经长安街，到八宝山火化。尽管事前并没有任何宣传，但十里长街的两旁，肃立了为周恩来送行的百万民众。那人群像墙，像树，像山岩，像石像，没有标志，也没有声音，就那么默默地、默默地肃立在长安街两旁。

　　滴水成冰的寒冬里，是怎样的力量把人们呼唤到了一起？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