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需要什么样的“性权利”

　　辽宁营口市一位普通的社区女医生孙云环，注意到农民工匮乏的精神生活后，就常人难以启齿的农民工“性问题”，两度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她说，当城里人住在宽敞明亮、温馨舒适的高楼大厦里享受着男欢女爱、亲情融融的快乐时光时，却很少有人想到，住在低矮潮湿的工棚里的农民工兄弟，过着怎样枯燥无味的情感生活。他们也应该有着爱与被爱的权利。(3月29日《北方晨报》)

　　孙医生关注农民工生存状况的情怀令人感动，秉笔直言上书总理的精神也令人佩服。农民工的性烦恼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谈论农民工的性权利是虚妄的。实际上，孙医生所谓的“农民工的性权利”本质上并非真正的“性权利”，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生存权利，一种基本的公民权利。

　　性权利是什么？它是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之一，包括自主选择性伴侣的权利、拒绝建立某个性关系的权利、在任何性关系中不受侵害与损害的权利、性隐私权利、性平等权利等等。在中国，这些性权利一般都被包括在关于婚姻的各项法律或者法规之中。按照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观点，人有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因此就有自己身体基本需要的满足权，即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人拥有满足吃饭、喝水、睡觉、性交等需求的权利。

　　农民工当然也拥有性权利，这毋庸赘言。农民工怎样实现自己的性权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众所周知，农民工兄弟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如果不是“夫唱妇随”，那么就要长年累月两地分居；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由于住的是10多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也很难享受到鱼水欢爱。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选择这种漂泊流离的打工生活是以性权利的受损做代价的。有调查显示：46%的外来工半年没有性生活。

　　但是单纯谈论农民工的性权利是没有意义的。农民工性权利的缺失，根源于农民工生存权利的缺失；农民工性权利的受损，根源于农民工公民权利的受损。如果后者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农民工的性权利就是空中楼阁。

　　比如在致温总理的信中，孙云环提出有关部门要对农民工进行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建立健康档案，这可以视为农民工本应该享受的医疗保障的一部分。然而现实状况是，几乎没有用人单位对农民工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农民工也被排斥在医保体制之外。孙医生还建议要求用工单位给农民工休探亲假，这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本来就是应有之意，但是农民工很少享受到这样的法定假期。这些权利显然不必冠以“性权利”的名义。

　　农民工需要怎样的“性权利”？他们并不奢望在宽敞明亮、温馨舒适的高楼大厦里享受着男欢女爱，他们迫切需要的只是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基本的公民权利。

　　【来源：潇湘晨报；作者：雪里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