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的“放大”效应

　　在辗转采访中，我们看到了四位实践者的辛勤努力，听到了群众发自内心的赞誉。然而，更多的则是体会到了新制度所确立起来的“用好的制度选好的人”的价值导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良性循环的“放大效应”。

　　公推公选这一制度创新，并不仅仅是选出了几个人，事实上它正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干部自身的价值取向，优化了社会对干部队伍的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干群之间的关系。

　　公推带来公信，公信激发自信自勉自律——

　　制度化的压力是最有效最持久的压力

　　采访中，记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四位县、区长的坦诚与自信。

　　雨花台区区长李侃桢说，一到任上，第一个感受是，雨花人真好。无论是班子成员还是群众，给他的是信任、尊敬和放手干的鼓励。

　　当孟铁林得知对他进行民主测评的“满意率”是100%%后，感慨地说，其实，自己在工作中也批评过不少人，他们投了满意票，与其说是对个人的理解和宽容，不如说是对新制度的理解与支持。

　　记者了解到，早在十多年前徐州市委书记徐鸣就与孟铁林相识，作为后备干部他也早已进入市委组织部门的视野。然而，正是因为公推公选使他的能力得到公认，并由此摆脱了“靠关系”的外界非议。“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干部心态。”徐鸣对记者说，对干部的心态而言，公推公选有三个好处：一是会更为自信。他们不必担心别人说“是某某提拔上的，是某某的人”。他们相信是靠着自己能力才赢得了信任，而群众则是在比较中才择优推选的。二是会更为自勉。公信，在客观上使得他们更加珍惜群众的认同，由此而产生了用最好的实绩来捍卫好制度的使命感。三是会更为自律。这些同志事实上都自觉地将自己的政绩与群众对制度的认同联系起来，都在把个人的品质如何与不能给新制度“抹黑”联系起来。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采访中记者听得最多的是“责任”二字。

　　一年里，谁也不敢松劲。孟铁林“恨不得一天有25小时”；李侃桢的同事说，如果哪天晚上他早于10点半下班，就是生病了。周末，吴晓东在上海招商，刚送走外商，他就连夜赶回金坛，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过程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公推公选是程序选人，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程序必然产生公信力，因而会使得群众对这种方式产生的干部投以更多的信任和宽容。”徐州市委副书记陆正方对此分析说。

　　高票的满意度既如实反映了干部群众对四位县区长一年来工作成绩的评价，同时也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制度本身拥有的压力才是最有效最持久的压力。

　　从眼睛向“上”到自觉向“下”，从留心“谋人”到甘心“谋事”——

　　制度创新“倒逼”干部价值取向转型

　　公推公选新制度，与过去相比，最明显的特点是开放式选人，让群众参与选人，凭能力业绩选人，赛马式地选人。

　　从实践中看，这项制度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一批先行者的价值取向。

　　任何一个干部的成长都和领导的培养与提拔有关。因此过去的一些干部一旦重用，常常把组织的关心与培养简单地归结为个别领导的关心和推荐，自然心存报恩心理。这使一些提拔者与被提拔者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潜在的“依附关系”。对领导“负责”，也就成了一些干部不可明言也难以逾越的价值取向。如果个别领导为官不正，这种庸俗化的人际关系，还会形成干部队伍中不良的“小圈子”。眼下，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圈子腐败”现象的增多，正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这种不正常的干部人际生态。

　　“我要对得起投票给我的人。”这是几位公推公选干部共同表达的心声。其实，新制度最有力的制约是干部群众的认可。由此，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对认可自己的群众负责，对公推公选的机制负责。有人称之为“倒逼”效应。

　　孟铁林一年里，除了跑项目，没到市里请过一次客，也没到哪位领导那里联络过感情。许卫宁、李侃桢一有时间就到基层或工地转。吴晓东说，当上公推公选产生的干部，压力油生，担子更重，但是我不会以此为累。我不会因此束手束脚，反而更坚定信心，因为我做事情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百姓的根本利益和一个地区长远的利益。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因果关系”：只有千方百计地为老百姓谋利益，只有全心全意地去抓发展，干实事，干成事，才能最终得到干部群众的普遍认可，而不仅仅是“上级”的认可。这必然使干部的工作目标和价值定位发生“转变”：从眼睛向“上”到自觉向“下”，从处处留心“谋人”到一心一意“谋事”。

　　徐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陆正方坦言，过去提拔一个人，常常是伤害了一批人，组织部门的压力很大，而现在轻松多了。他分析说，其深层原因源于“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这种选人方式，没有给更多人选择和被选择的机会，所以会有更多的人不服气。而公推公选则给了每个符合条件的人以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台，择优用人、公正用人的结果，自然使人服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制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党风，同时，也比较好地制约了干部队伍中日渐蔓延的庸俗化的人际关系，使越来越多的组织部门，从人们的诟病和猜疑中解脱出来。制度创新为营造健康的政治文明生态树起了一面旗帜。

　　缩短探索周期，防范社会不良风气的负面渗透——

　　公推公选亟待从体制外“安排”走向体制内“并轨”

　　“要尽快把‘公推公选’这一体制外的创新性实践与现有体制内的干部任免‘并轨’。”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普遍呼声。

　　我省早在九十年代末就开始了公推公选这一新制度的探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现任的沛县县委书记就是徐州最早“公推”的先行者。从那时的“公推”到今天的“公推公选”，这一制度无疑正在不断地走向科学和完善之中，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但是许多基层的同志反映，目前“公推公选”这一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着随机性、多变性等特点。比如，几年前的公推公选，就比较注重书面考试，而去年的“公推公选”则更多注重系统内民意的多寡。方式上的灵活与多变，虽然是开放性制度在探索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过程，然而如果这种程序不能得到及时规范和统一，就会影响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而使其走向反面。

　　徐鸣提醒说，当前既要防止公推公选流于形式，同时也要防范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渗透。譬如书面考试，在“打分环节”中还是带有相当大的个人“主观”因素，现在就有一些人在考试前多方打听“考官”是谁。虽然这些环节已在防范之内，不过它透露了不正之风“寻隙”的意向，因此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系统内“用自己人”的民意取向与组织部门制度创新的“博弈”现象，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最近一轮的公推公选中，民意推荐占有相当的比重，就其实际的结果看，系统内推荐“系统自己的人”已成普遍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组织部门在更广范围选人、用人的目标设定。

　　也有人提出，现在的公推公选比较注重民意基础和口头表达能力，而对干部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心理素质和处理问题能力的考察还相对欠缺。这方面值得完善，一些国外跨国公司的选人经验同样值得借鉴。

　　追踪采访四位实践者，记者看到了在旧制度的背景下他们业绩的耀目，同时也深深感到新制度进入体制内“并轨”的迫切。只有“并轨”，才能尽快杜绝买官卖官和其他用人上的种种不正之风以及因此而付出的负面成本；才能真正在干部队伍中确立起以素质、能力和业绩为本的用人规则和价值取向；才能更加合理地配置和优化人力资源，进而从根本上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