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车改”为何急刹车？

　　当公车改革正在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的时候，车改先行者的浙江却于3月初宣布暂停车改，引起全国哗然。背后原因，讳莫如深。在百姓眼中，改革之前的公务用车制度，超标配车、维护费用昂贵、公车私用等形成的“车轮腐败”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然而，货币化的“车改”就能成为填埋的沙石，堵住公车的黑洞吗？更重要的是，公车货币化过程中的利益重新分配如何解决公平的问题？在外界的一片猜测声中，记者赶赴浙江调查：浙江在公车改革中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浙江为何下此决心“叫停”曾经轰轰烈烈的改革？

　　公车货币化过程中的利益重新分配考验政策公平

　　一个车改方案的制定与叫停

　　刘峰是杭州市江干区纪委干部，从江干区最初的组建车改小组到后来的调研、方案制定、修改、报批，他一直参与。

　　根据调研，一般公务用车1．8的排气量，车价在15万左右。以一台车使用10年计算，每个月的折旧费是1250元，加上每月保险费400元、养路费200元、维修费300元，一台车月固定成本大概是2150元左右。

　　“我们以单位出60％的标准计算，单位每月固定支出大概是1290元左右，变动成本中汽油费按照每月540元、停车费150元计算，所以，我们初定方案中最高一级的补贴是每月2000元。”

　　经过如此周密的计算后，在江干区最后确定的方案中，车贴最终以用车频率分成正处、副处、调研员、副调研员、正副科、科员六个档次，每个档次又以距离的远近分成三类，最后细化为18个具体的补贴标准。比如在正处这一级上，按上班距离区政府远近分别每月补贴2000元、1900元、1800元，副处相应各减少300元；而一般科员的补贴标准是450元、400元、350元三档。

　　车贴标准成为争议焦点

　　按职务还是按需求进行补贴成为公车“货币化”过程中的一个难题。目前，浙江的车改模式，主要存在着“购车优惠＋每月补贴模式”和“购车补贴＋养车补贴模式”两种。前一种是目前比较通行的，无论是西湖区、还是义乌、湖州等地，均采用公车机关内公开拍卖的形式，领导干部有优先购买权，并给予拍卖价一定的优惠。另外，全体镇干部发放交通补贴。而第二种模式，据知情人士解释，有些银行系统和一些开发区基本上沿用这种思路在进行改革。但是，所谓购车补贴是仅限于少数领导，一般干部是不能享受的。补贴按照领导的一个任期，以一辆好车加上消耗，每年可以补贴四五万之巨。而养车补贴则是每月发放一定数额的补贴，这是大家都有的。

　　事实上，按职务还是按需求进行补贴成为“货币化”过程中的一个难题。

　　在江干区的计划制定中，他们一直想以需求为标准。“但在操作中发现很难量化。从目前看，行政职务级别是用车频率可以参照的重要标准，所以最后还是按职务划定。”区干部李强道出了苦衷，“我们尽可能做到合理。比如从事副职的正处级干部，就只能享受副处级的那个标准，因为他的岗位决定了用车频率。”

　　车改能否真正提高行政效率？

　　车改的直接初衷，就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李强说，以杭州江干区为例，在公车最多的四季青街道，2003年用在13辆公车上的费用高达138．96万元，距离最远的丁桥镇有10辆公车，2003年的总开支56万元。如果按照拟定的方案，实行车贴后，四季青街道五十多人全年补贴44万多元，丁桥镇四十多人全年补贴46万多元。

　　“三墩镇以2002年机关公务员49人测算，与2001年车辆交通费的支出相比，共节约资金50．6万元，财政支出同比下降70％；仅有两辆公车的翠苑街道，也节约了5．12万元，财政支出同比下降25．6％。”三墩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瑞华显然和李强有同样的看法。

　　但是，浙江省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的汪国政并不这么认为。“现在大家都只和改革前比，节约了多少。事实上，按照中央的精神，对乡镇一级公务用车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排气量2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但改革前很多地方其实已经远远超标，一个乡镇有十多辆车是普遍现象，这本来就严重违反规定，在超标的基础上谈节约没有意义。”

　　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张国清在研究后发现，从行政效率的角度看，车改正好适得其反。“基层公务员要的是体面，上层公务员要的是身份，工作中使用公车，公务员得到了身份认同。如果公车完全取消，他们会觉得和在企业打工没有区别，影响了工作积极性。更加严重的是，在公务员队伍中以‘车贴’为标志，形成了一种明显不平等的等级观念，而这个原来是比较模糊的。”

　　按照张国清的设想，其实最合理的改革方式是，把公车组织起来成立租赁公司，统一调配。公司以市场的方式运营，和其他出租公司一样。但是调度系统优先预约、调度给公务员使用，而公务员的公务用车，费用还是由政府承担。“这样既解决了司机问题，又提高了公车使用率。”张国清说，“这样公车就从一个纯消耗性项目变成生产性项目了。”

　　公务员廉政建设与车改

　　那么现在的公车改革中到底存在了哪些问题，才导致浙江省下如此大的决心“叫停”轰轰烈烈的改革呢？

　　“改革标准不统一、有些地区超过社会承受能力，老百姓反映强烈、改革后到底提高了多少效率，是暂缓车改的三个主要原因。”汪国政一针见血。

　　作为先行者的徐瑞华也开始思考车改后的新问题：车改如果操作不好，很可能出现新的腐败。实行车贴后，如果领导干部去下级单位报销打的费、到下级企业借车用怎么办？领导干部自己开车，在公务活动中出了车祸怎么办？公车低价拍卖给领导干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怎么办……

　　“没有统一实行车改，如果干部从车改后的岗位调到了没有实行车改的岗位，车贴到底还拿不拿？公车到底还享受不享受？”李强说。

　　在西湖区，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翠苑街道原主任调任区人大副主任后，区人大一级并没有实行车改，依然保留公车。但是该主任之前已经买了车，到人大后，继续享受车贴而不享受公车。“每次出去开会，主任很自觉地自己开车，而其他同志则坐公车。有时候只有两个人去开会，也要搞两辆车，很浪费。虽然主任也叫我坐他的车，但这毕竟是人家私车，我觉得不好意思。”西湖区人大法工委的一位同志向记者表达了这种尴尬。据《南方都市报》新闻时评

　　车改骤停暴露改革中产生的冒进情绪

　　《南方都市报》的调查报道揭示了浙江骤然叫停车改的原因：除了公众“车改等于变相加薪”的批评声外，改革进程中还出现了许多改革者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一，公车货币化按职务还是按需求进行补贴？需求量化不好等于变相涨工资，按职务又会孕育新的不平等；二，车改能否真正提高行政效率？有专家认为，按照既有的改革逻辑，车改正好适得其反降低效率；三，公务员享受的利益边界在哪里？没有一个统一的改革标准，车改很可能催生新的腐败。应该说，从车改现状来看，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仅是作为车改先行者的浙江独有的：车改全国遍地开花，问题紧贴着遍地开花的车改。从浙江车改暴露出的众多问题看，公车改革存在着一种改革冒进，所谓冒进的改革，就是在改革试点尚未经受考验、改革理性尚未成熟、改革准备尚未充足、改革结果尚不能把握住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仓促上马，骤然叫停，这正是冒进的改革导致的必然结果。从“浙江叫停车改”中更值得反思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改革冒进：改革试点尚未经受考验，理性的统一标准尚未形成，怎么公车改革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地铺开了？其实“骤然叫停车改”的事情早在其他城市就发生过，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早在去年12月，苏州的车改就搁浅了，原因是普通公务员呼吁改革需公平、透明，不应成为部分官员的分肥盛筵。再一个现实是，在缺乏试点经验和教训总结的前提下，公车改革似乎在全国已然铺开了摊子，到处都是改革试点。还有一个不得不回避的事实是，基本每个城市车改方案出台后，都遭遇到公众的质疑。这些事实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如今我们的车改已经陷入无政府、无标准、无反思的“三无状态”：在试点工作上缺乏全国性的统一协调，处处是试点；对车改试点的“试过的错”缺乏总结，一个城市的教训不会传递到另一个准备改革的城市；漠视民意，忽视公平，还美其名曰“顶住各种压力”进行改革———这些是典型的改革冒进。浙江车改骤然叫停了，可能遍地开花的车改都会在重重问题和矛盾的压力下都会逐个叫停，因为全国各地都在车改上埋头“试错”，然后一同品尝“错”的苦果。（《中国经济时报》曹林）新闻链接

　　全国“车改”背景

　　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制定《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后，各地的公车改革陆续展开。浙江、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都进行过试点，有的地方把公车拍卖，有的地方把公车组建出租车队进行市场运营；而对公务员用车则实行货币化补贴，补贴标准各地不一，有的每年补贴2400元到3000元，有的每月补贴300元到2000元。目前，上海、浙江、广东、江苏、湖北、江西、黑龙江、辽宁等14个省（区、市）以及国家审计署等4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