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来自民间的国耻教育（时风）

　　伍里川

　　只要法律一天不出台何种人、何种年龄不得写作小说的规定，世俗就一天不能对一个公民的创作狂想横加干涉。

　　这是一个成功人士雇用枪手出书如同小解一样流畅的时代。但85岁的农村老太杨玉文的出现，改变了出书潜规则，甚至改变了某个角度的社会生活，家人称其为“当代女高玉宝”，明显地对应着公众认识上的一丝慌乱。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新华社的报道，我们很多人对杨玉文那部描写“那个苦难的年代”的小说的印象，还只会停留在“到处是错别字，到处是琐事”的阶段。报道中说，对于杨玉文的写作，一些乡亲们都当笑话来说。但是，4月2日的《江南时报》报道说，今年3月，杨玉文的处女作《鬼子来啦》在牡丹江市的报纸上连载，只读过半年私塾的杨玉文，一不留神却成了牡丹江市的知名“作家”。

　　“在日本鬼子面前，中国人都不是人！”作为亲身经历过那段不堪历史的老人，杨玉文写书之举牵连出的世俗的种种，包括成为名人，都要全部让位于心底那股被压抑已久的倾诉和鞭挞的力量。

　　一个民族的历史传承，除了依靠国家教育外，民间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补充。国家教育给了我们教科书和纪念广场，民间的教育则给了我们具体的真相和历史分配到每一个家族身上的零部件。在《鬼子来啦》这部书中，我们一定能感受到杨玉文对家族蒙难的描述，因为河东父老的血迹和眼泪，是激发杨玉文写“历史小说”的原动力，“她希望自己的书对年轻人了解那个苦难的年代有所帮助”。

　　家族的历史，汇成民族的历史。我们如果能对过去的那段历史有“触手可及”之感，每一个祖母的回忆和忠告则功不可没。民间的国耻教育理应得到我们的敬畏，那些笼罩在这部伟大小说上的世俗偏见让我深深地忧虑——可以由“本人”讲述历史现场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江南时报》 (2005年04月03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