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经验让人心寒　疑罪从无尚待弘扬

　　社论

　　前有河北聂树斌冤杀案，后有湖北佘祥林冤狱案，短短半个月来，两起重大冤情竟接踵而至。聂树斌案尚在复查之中，况且事主10年前已被处决，谈不上有什么经验可供总结了，留下来的恐怕只是沉痛教训和法律人的耻辱。而佘祥林案则不然，事主虽然被判故意杀人重罪，却也只给了个15年徒刑，得以活着等来了被“杀”者回家、沉冤昭雪的一天。于是，4月1日，湖北高院向全省法院系统发出通知，要求认真总结避免佘祥林被冤杀的经验。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呢？媒体报道并未言明，但根据湖北高院方面的发言和当前司法实践中的惯例推断，这经验其实就是“留有余地”。

　　留有余地是我国死刑司法实践中经常被提及的一项刑事政策，说的是对于罪该处死但在证据上还达不到办成“铁案”程度的，改判死缓或有期徒刑，以留有余地。佘祥林一案就是典型的留有余地。据湖北高院新闻发言人3月31日介绍，当年高院审查佘祥林上诉案后认为该案疑点重重，甚至重要证据都与事实不符，于是撤销一审死刑判决，发回重审。后来，佘祥林就被改判成15年有期徒刑。

　　相较于冤杀的大势已去、不可挽回而言，留有余地当然客气得多，稳妥得多，因此它还常常被有些司法人员看做是保障人权的进步举措。类似佘祥林这样的案例可谓举不胜举。云南大学生孙万刚虽涉嫌杀害女友，但证据疑点颇多，于是轻判死缓，“等待日后有新证据能证明他无罪”。辽宁李化伟涉嫌杀妻，尽管听上去情节很恶劣，“罪该万死”，却也只被判死缓。涉嫌劫杀出租车司机的河北四农民由死刑改判死缓前，河北高院甚至明确指示承德中院“如查证没有新的进展，就留有余地地判处”。

　　这样，佘祥林、孙万刚、李化伟就幸运地保住了性命，并盼到了真凶落网或者无罪证据出现的一天。但他们的代价又何其大焉！孙万刚在狱中待了8年，佘祥林熬了11年，李化伟则服刑长达14年！尤其倒霉的是，尽管媒体一再监督呼吁，11年过去了，河北四农民仍然没有等来“真凶”的现身！

　　可悲或者倒霉也就罢了，可偏偏有人把这叫做经验，并有认真总结、发扬光大之势。这种建立在无辜者痛苦之上的经验，听来的确让人心寒。而究其根源，无非是有罪推定的旧思想作祟，无非是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潜规则在大兴其道。

　　其实，这种旧思想、潜规则不仅说明了断案者的优柔寡断，更严重的，留有余地本身就是违法的。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如果不能判定有罪没罪，就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的规定放人，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可以说，在我国的法律里根本没有“留有余地的判决”这一说，“疑罪从无”也早已是现代法治国家处理疑案时的一项司法原则。可以说，将“疑罪从无”变成“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不仅不是保障人权，而且是在违法，是在践踏当事人的人权，更可能的还是在放纵真凶。

　　当然，仅仅责怪办案人员也不妥当。要确保疑罪从无落到实处，我们的刑事法律制度需要有一个大的变革，整个社会观念也需要经过一次大的现代法治洗礼。制度上，应将“疑罪从无”原则切实适用于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上级法院不能一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发回重审，应当直接改判无罪；对误判无罪的司法人员不得追究所谓的错案责任；更重要的是，切实保障司法独立，使法院凭借自身的权威，能真正置身于党政领导、公安检察、社会舆论的压力之外。社会观念上，为了不冤枉好人，要能承受放纵罪犯的法治代价。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判辛普森无罪后美国民众的坦然那样，“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

　　而眼下，我们在活着的佘祥林和可能冤死的聂树斌之间，断不可五十步笑百步，更不能把佘祥林的幸运归功于所谓的留有余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