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与旁观者的戏中戏

　　杨小彦

　　兴源铺村村民拍电视剧，这件事细数起来，有好几处让人不得不称奇的地方：一，它是完全非专业的，由一群地地道道的村民来做。二，它是完全非营利的，因为村民们从来就没有想好他们的电影通过什么方式、拿到什么地方去换钱。三，它甚至是违反常人所熟悉的电影创作规律的，至少违反电影学院和美国好莱坞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关于电影创作的ABC的。四，它的题材是重大的，意图是写实的，因为故事讲的是抗战，是一段真实存在的村史。五，它的效果却和写实完全不相干，反而是幽默的，幽默得让人不住地笑。六，它的创作者是村民，主创人则是村里的四个老人。全体村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电影的创作与摄制，四个老人则通过不断地回忆来推进电影的情节发展。七，它的风格，如果有的话，和布莱希特的“离间化”效果有奇妙的重合。也就是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部奇特的戏中戏：第一出戏由村民来演，目的是把过去的事情给演绎出来；第二出戏则是拍电影本身。也就是说，拍电影成了另一出戏，而且比第一出戏更为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有了这戏中戏，人群就分成了参与者和旁观者。甚至包括前去拍照的摄影记者，也自然而然地分裂成了对立的两个。参与其事的村民们，不管是导演赵兰卿本人，还是那些辛辛苦苦扮演日本鬼子的人，他们看待这件事是认真的，全当真的去做。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参与者。玩耍的孩子、看热闹的群众、瞎起哄的路人，他们也是参与者，只是参与的方式不是演戏，而是凑事。这也包括那个手拿棍子用脚去踢“日本鬼子”的老太婆，她也是个参与者，一个忘我的参与者。在她看来，“日本鬼子”就是可恨，而不管眼前的“鬼子”是真的还是村民们扮演的。

　　剩下来的全都是旁观者了。我想引起旁观者兴趣的是，他们一眼就看到了眼前的对立，参与者当真的态度和他们无法制造出一个“视觉真实”的对立。在这种情形下，参与者越是认真，背景的出错率就越是突出，旁观者也就越是能“读”出幽默来。幽默就是这样给“挤”出来的。不仅幽默给挤了出来，而且幽默所包含的意义也给“挤”了出来。

　　也就是说，只有把历史的记忆和一种幽默，而且是革除专业色彩之后所自然形成的幽默相结合，民间社会才会找到一种仪式，来让历史永远地“活”在眼前。要知道，历史是必须仪式化才能长久的。正统的仪式过于让人敬畏，只有幽默，才能化解这正统。正统其实是化解不了的，所化解的其实是敬畏。如果幽默到了荒谬的程度，不仅敬畏没有市场，甚至连正统也开始露出它原本的马脚。这时，历史的真相才有可能被人察觉。

　　所以，我完全可以设想当摄影记者举起相机时，他从兴源铺村所体会到的视觉幽默的强度。这种强度是正史无法告诉给我们听的，因为它是出乎意料的，是让人捧腹的。有趣的是，捧腹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把旁观者拉进幽默当中，让旁观者成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