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叫“动辄上书总经理”

　　徐　峰

　　前不久，辽宁营口市一位社区女医生孙云环，在注意到农民工匮乏的精神生活后，经过充分调查，就常人难以启齿的农民工“性问题”，上书国务院总理。

　　出于基本的常识和经验，人们觉得孙医生的这一举动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毕竟，数亿农民工的性问题需要有人来为之呐喊。

　　然而善反弹琵琶者，生生还是从此事中看出了“严重”问题———一篇题为《动辄上书总理不是好现象》的文章说：近一年多来“法官上书总理为民工讨薪、院士上书总理指斥奥运工程有奢华倾向、乙肝患者上书总理反映遭受就业歧视、律师上书总理状告国家管理部门等”，无形中给了人们一种错觉：“遇到难题就上书总理，成了解决问题的最便捷途径”。

　　“动辄上书总理”当然不是好现象，这是常识。不过，什么叫“动辄”？以其文中所提及的法官、院士、乙肝患者、律师上书总理四事为例，这些都在当时引起过媒体的极大关注，显而易见，这种关注并不完全是因为“上书总理”，而是这些问题的提出恰逢其时、恰好挠到了社会的“痒处”，事关社会公平、政治进步、百姓生计诸多重大方面，何云“动辄”矣？

　　再回来说农民工的“性问题”。随着政府对“三农”问题的进一步重视，各地媒体也对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投注了更多关怀。其中，“性问题”确实早就成了困扰农民工群体的一个严重问题。此情此景下，有这么一个孙医生挺身而出，乃农民工之幸、社会之幸。请问，这怎么叫“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直接上书总理”？请问这位论者，那您觉得啥事才值得上书总理呢？或许，您的眼光有点太“高”了吧？

　　当然，这位论者又说道：“何况农民工的性问题也不是总理一纸批示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瞧您这话说的，谁不知道农民工的性问题不好解决，所以才要“上书”总理嘛。“上书”的目的当然不是指望“一纸批示能解决问题”，而是希望通过这种特殊方式，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关注、以期一个逐步的解决。

　　这位论者又说了：“动辄上书总理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凸显了重权力不重法律权威和尊严的国民心态……对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增强起到消解作用……”此话很学术、很时髦，看起来很美。不过请注意，社会并非一部机器，再完善的法治体系也不可能如机器般精细，只要你设一个程序、按一个“开始”键就可以一劳永逸———它必须无时无刻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自我调整。比如，某部法律不合时宜了，于是有“受害者”为之鼓与呼，再三再四之后，终于引起高层关注，终得修订；又比如，某地蛀虫成了窝，党政公检法都失灵了，而高层的压力和指令往往就发挥了关键的破案作用。如果此时，某君还在一旁奢论“此乃重权力不重法律权威”，岂不迂腐之至！

　　或曰：尊重现实，脚踏实地，才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最好途径；空论教科书，只会越说越糊涂。（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