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民工荒”的制度性成因（专家论坛）

　　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是有成本的，打工工资长期保持低水平，留村务农收入预期变高，再加上户籍制度等增加了进城就业成本，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从2004年春天开始，“缺工”这个词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沿海地区企业主的话题。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与城市的岗位空缺数量不成比例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大范围的“民工荒”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忧虑的。

　　中国的确具有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的现实，但并非永远如此。由于中国处在简单劳动力供给无限的阶段，又存在着一系列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意愿大于城市所能吸纳的能力，使得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一定范围内近乎无限弹性。但由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终究是有成本的，因此当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一定限度后，供给弹性相对降低。

　　在长期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条件下，企业始终处于一个岗位有多人竞争的“买方市场”地位，根本不会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可能性考虑在内。而一旦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的幅度很大时，不提高工资就会遇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按照经济学逻辑，如果企业哪怕是暂时性地相应提高工资水平的话，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便会增大。但如果企业习惯于按照劳动力成本不变的假设扩大生产，则没有工资上升的余地。这必然会出现雇工难的问题。

　　劳动力成本是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很多企业依靠压低工人工资，实现生产的低成本。即使这样，这些企业的利润空间通常也都很狭小。如果劳动力工资上涨，势必会大幅提高企业的成本，企业的利润也会随之减少，甚至出现亏损。深圳市一家生产电脑主机板的大型企业说，如果企业的每个员工提高一点工资，整个企业的成本就会提高很多，企业将难以承受。另一家生产数码相机的公司说，如果每个员工的小时工资上涨1元钱，企业的月成本将增加70多万元，他们根本无力承担。

　　此外，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会影响城市劳动力供给。根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机理，劳动力流动的结果是工资率低的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趋于减少，工资率高的市场上劳动力供给趋于增加，这种调整的结果则是形成两个市场上趋于均等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个原理的前提是不存在阻滞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在存在诸如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就业歧视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存在着巨大的迁移成本。迁移成本的存在，使得农村劳动力到城市的流动，并不能充分进行到消除城乡工资差距的程度。在迁移成本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到满足城市需求的条件下，粮价上涨、农业税取消和种粮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却使得农民收入提高具有了潜在可能性。在迁移成本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向城市流动的收益不再足以补偿迁移成本，从而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需求扩大的要求。

　　解决“民工荒”问题，政府大有可为。在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方面，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降低其背后的“含金量”，降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同时，进一步清理对外来务工者的歧视性规定。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要确保《最低工资规定》的执行，还要倡导企业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劳动和生活环境。

　　尽管目前的“民工荒”只是相对的和结构性的，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供求的长期变化端倪。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的经济仍将持续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持续增长，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而农村能够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却相对稳定。若干年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就将不仅仅是相对的和结构性的，而将是绝对的，全局的。劳动力相对资本将变得更加昂贵，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整个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即从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转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从长远看，珠江三角洲地区必须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转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04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