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巧稚

　　骨灰撒向鼓浪屿

　　1978年，林巧稚已经近80岁了。这一年11月，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出访西欧四国。代表团团长是楚图南，副团长是林巧稚。

　　就在林巧稚做着出国准备的前夕，一位来自浙江宁海的外地妇女薛宝娟找到了她。这位年轻妇女在分娩中曾被庸医折腾得死去活来。一个月内接连三次大手术，彻底摧垮了原本年轻健康的薛宝娟。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她留下了后遗症。伤口形成了窦道，整天流脓滴水，从此失去了正常生活。两年来，她四处求医问药，每天在医院、药店间奔波。丈夫陪同她先后跑了几个城市的大医院，却都被种种理由拒绝接收。

　　绝望中，她和丈夫怀着一线渺茫的希望，向林巧稚写信求救，林巧稚很快给他们回了信。通常，这样的病例，医院和医生都不愿意接收，因为病人在别处已做过三次手术，盆腔粘连会比较严重。再次手术，会导致出血量大，伤口容易感染，稍有不慎，还可能损伤肠道或别的器官。

　　可协和妇产科的人都知道，只要是老主任接收的病人，她一定会负责到底。她收治病人时，主要考虑的是病人的感受，特别是这样曾经治疗不当的病人。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治疗，使患者恢复作为一个人的完整生活。

　　林巧稚对薛宝娟说：“我要出国了，不能亲手给你治疗，但你的病是有希望治好的。”林巧稚和科里的医生一起，仔细分析了薛宝娟的病因和病情，制订出了手术治疗方案。最后，薛宝娟的病得到了根治。

　　林巧稚没有想到，来自浙江的薛宝娟竟是她此生亲自接收和检查的最后一位病人。

　　1978年11月8日，中国代表团乘飞机到达法国巴黎。林巧稚自觉身体不适，左手连带左胳膊都有些麻木。她想，可能这些天连续奔波，有些劳累。于是，她没有太在意，也没有告诉同行的人。11月11日，代表团飞抵英国。第二天，林巧稚的左腿力弱，左手臂失去知觉。在英国的医院，诊断为缺血性脑血管病。

　　她回到北京后，住进了协和医院。已是深秋，风一天比一天冷了，天阴沉沉的，林巧稚觉得头晕、胸闷，身子很沉。她原想和往日一样，吃点药，过两天就会缓过劲来。谁知这天晚上她上卫生间的时候，却突然昏厥过去，摔倒在卫生间里。

　　这是1980年，已经接近岁末年终。在医院病房里，她度过了八十岁生日。

　　学生们捧来了她主编的《妇科肿瘤学》书稿。全书51万字，总结了协和妇产科三十多年的病历资料，分析了妇科肿瘤病例3900余个，参阅了相关文献900多部，制图200余幅，是对妇科肿瘤规律认识的一次全面总结。躺在病床上，她一直操心着这部著作的进展。在她精神尚可时，她在床上搭一个可以放置书稿的架子，一页页地批阅。这部浸透她心血的著作，林巧稚却没有来得及看到它的出版。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在病房里采访了她。她平静地说：“我就要走尽生命最后的历程……人们了解我，我更了解自己。我没有负疚，没有牵挂，没有悔恨，尽可以瞑目而去……”

　　春天，林巧稚病情突然恶化。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同时并发，重重地将她击倒在病床上——她彻底瘫痪了。医院多次组织专家会诊，运用各种技术挽救她的生命。但是，林巧稚一次比一次长时间地处于昏迷中。当她清醒过来时，不止一次地要求停止为她用药，她说：“不要再抢救了，那些药，留给别的病人用吧……”

　　康克清来看望她。陈慕华来看望她。西哈努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来看望她。邓颖超派秘书赵炜来看望她。而林巧稚则是一时昏迷，一时清醒。

　　赵炜来的时候，林巧稚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认清来人后，她想起了一件心事。她断断续续地说：“……我从不愿意走后门。但有件事想走邓大姐的……后门。请她关心一下建立……妇产科研究中心……的事情。”

　　赵炜不由得一阵心酸，她贴近林巧稚，捧着她的一只手说：“林大夫，这不是后门，这是正门。您放心，我一定向邓大姐汇报……”

　　1983年4月22日中午，林巧稚在一阵悸动后，血压骤然下降，呼吸停止，心脏不再搏动……此时此刻，在协和妇产科，在整个北京城，在遥远的乡村城镇，不知有多少新生儿刚刚诞生……

　　临终，她的神情十分安详，仿佛值了一个长长的夜班后进入了梦乡，又仿佛长途跋涉后回到了家中。她的脸庞光洁干净，额头、眼角的皱纹全都舒展开来，阅尽80多载寒暑春秋，她走得安静，走得安心。

　　她留下了自己的遗嘱：三万元积蓄捐献给医院的托儿所；遗体供医院作医学解剖用；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