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生之死拷问生命价值

　　南方论谈

　　滕朝阳

　　据3月30日《新京报》报道，公安部将出台规定，辖区内发生重特大案件和重特大社会安全事故，公安机关有关领导干部要按照规定引咎辞职或者责令辞职。此外，今年公安机关还将严肃查处有警不接、出警迟缓、有案不立、追逃不力、推诿塞责等“不作为”事件。

　　在我看来，公安部的上述举措可谓有强烈的针对性。眼下就有一个受媒体广泛关注的不作为的案例。3月12日，在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茶恩寺镇，衡阳市29岁的流浪人员张衡生，因车祸受伤5天后被发现死在公路边。据当地村民反映和警方事后调查，张衡生3月7日晚9时许在一起普通交通事故中受伤，尔后，虽然湘潭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县公安局茶恩寺派出所、县交警大队二中队和茶恩寺镇政府民政所等5个单位相继接到电话报案，但他们均未采取措施。无助的张衡生因伤病和饥寒死去。

　　人们从这个事件中看到的是，一条生命无可奈何地消亡。但他的生命，不是逝于歹徒的毒手，而是亡于相关部门的不作为。由此可见，形式上严密的组织系统，表面上林立的职能部门，如果失去了灵魂，它们之间的缝隙，就可以大到无视处于危境中的生命。在“张衡生事件”中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的11名警务人员，已受到辞退、行政记大过等处分，但张衡生之死，使我们有理由追问类似生命的现实价值。

　　无疑，张衡生是一个小人物。而小人物之死，一般是难以引起公众瞩目的，因为他们的存亡，在一些人眼里是无意义的。但张衡生富于悲剧性的遭遇，使不少像他那样的人找到了一个新的反思的起点。进而言之，对于普通人而言，关注“张衡生事件”，不仅是生者对一个悲惨逝者的悲悯，也是重新估量自我生存境遇与生命价值的触媒。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解释一名流浪人员之死，竟能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

　　人都只有一条命，不能死而复生。生命的这种不可逆转性，既体现了造物主的公平，也决定了生命价值的平等。但人们从太多的事例中，却是既看不到活着的尊严，也看不到死去的尊严。有的地方对死难的矿工，赔偿金额大幅度提高。这固然能见出对死者的人文关怀(？)，但仿佛也透出不能遏制非正常死亡的无奈，而平凡生命的价值，仿佛也只能沦于与一般等价物(尽管“行情看涨”)为伍。3月28日凌晨，50多岁的裘某因与人发生口角，便被一辆白色吉普车穷追不舍。裘某跑上了有着护栏的人行道，但白色吉普车还是“把他给撞倒了”，“在他身上轧了过去”，之后，“吉普车也没停，直接开跑了”。裘某为逃生狂奔50米，仍不免于当场死亡，肇事司机是何方神圣？辽宁省人大代表侯某是也。试问，裘某这个“人民”的生命，在侯某的心中，究竟价值几何呢？

　　世间有平民亦有显贵，有公众亦有公众人物，有小人物亦有大人物，而又以前者居多。此种状况不能简单视为社会不公，但设若视平民、公众、小人物之命如草芥，任其自生自灭，甚或肆意侮辱之、践踏之，则恐怕显贵者亦无从显贵，公众人物亦不成其为公众人物，而大人物者亦不免“泯然众人矣”。张衡生之死，若能引发更多世人对普通人生命价值的尊重，则他的死，即使不重于泰山，也决不会轻于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