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一解

　　周末漫笔

　　安立志

　　不经意间，我发现了一种现象，一当中央的某一重要文件或重要提法问世，报刊上的解读文章就会连篇累牍。这种解读有时是必要的，比如，它可以扩大这一文件或提法的影响，帮助对这一文件或提法的理解，等等。然而，也有些署名文章实际上只是大段大段地抄袭重要文件或讲话的内容。这不，中央刚刚提出“和谐社会”的命题，报刊上的解读文章又已如潮涌，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区分此类解读文章的类型，只是如同他们一样，也进行一种解读。

　　对于“和谐社会”这一命题，许多文章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的，印象较深的是《学习时报》刊登的《中国历史上的和谐论》，该文对于“和谐”的阐释从“和而不同”入手，给人以史料虽古但不乏新意的感觉。从目前我所看到的材料来看，“和而不同”一语，较早的记载见于《国语·郑语》。史伯与郑桓公谈及西周末年的政局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概念。春秋时齐国的晏婴与齐侯论及当时政事时，则取譬设喻，深入探讨了“和与同异”的道理(《左传·昭公二十年》)。这一思想后来被孔子所肯定，并在《论语·子路》中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著名论断。显而易见，在这些论断中，“和”是一个得到肯定和赞赏的范畴，而“同”则是一个遭到否定和贬抑的范畴。

　　上述有关“和而不同”的三个出处，前两个是从领导者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角度提出的，而孔子则将“和而不同”还是“同而不和”作为划分君子还是小人的基本标准。他的意思是说，君子汲取别人的不同意见，以纠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不盲从，不苟同，所谓兼听则明，就可避免偏听偏信；而小人则只会随声附和，从不提出独立见解，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却往往将对方引入歧途。正如史伯所说，西周将亡，其原因即在于周幽王亲小人、远贤臣，“去和而取同”，以致于君臣上下，同声一气，表面上高度一致，实际上闭目塞听。而在晏婴看来，齐侯的侍臣梁丘据就是一个“同”的典型。“据亦同也，焉得为和？”这个梁丘据的“同”体现在哪里呢？“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即是说，这只是一个领导说东他绝对不说西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正是孔夫子所称的“同而不和”的“小人”。

　　谈论“和而不同”，的确不如谈论影星佚闻、球星趣事之“大众”，然而，它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却有着光耀千秋、穿透古今的历史价值。

　　考察“和而不同”之嚆矢，它的倡行者为了使“受众”接受这一思想，都通过极其博学、极其浅显的阐述，完善和丰富着这一思想体系。史伯为了阐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指出只有一种声音谈不上音乐，只有一种颜色构不成五彩，只有一种味道称不上美味，只有一种东西则无法比较(“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而晏婴以“和羹”、“琴瑟”为例，进一步阐明了和与同的差异，认为只有承认不同，才能“相成”“相济”，否则，“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钱钟书先生引证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都斯的话说，“无高下相反之音则乐不能和，故同必至不和而谐出于不一”。由此可见，无分中外，这些古代思想家竟然在此一问题上，认识相同，互为同调，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