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安徒生活在今天中国

　　郭珊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地连起来才成……”

　　这是一段曾经令无数中国人难以忘怀的文字。在今年的4月2日，写下这段话的那个住在遥远北国的故人——安徒生，就满200岁了。

　　曾几何时，这位丹麦童话大师在中国赢得无比的荣耀：在上个世纪的1913年，安徒生和他的童话第一次被周作人介绍给中国读者；1924年，第一部中文版的《安徒生童话集》由新文化书社出版；在1925年，文学权威刊物《小说月报》以整整两期的篇幅刊载“安徒生号”，全面而隆重地介绍这位世界童话大师——这种堪称豪华的高规格待遇，连同此后在中国人心灵里累积了一个世纪的诚心崇拜，换了今天，恐怕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不一定能有福得享。

　　然而，当包括中国在内的135个国家都在纪念安徒生诞生200周年的时候，却有中国人不断反思，假如安徒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他的童话一定不好卖。

　　现实确实没法令人乐观。可以想象，这个叫安徒生的人，站在今日中国任何一家大型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就得打退堂鼓:他的书里没有“办公室政治”，没有“血酬定律”，没有“身体写作”，没有“××黑幕大揭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他本人长相丑陋，没法包装成“美男作家”，自然也没有绯闻艳遇隐私可炒作，年龄又偏大，没法归于“文学新生代”；就单说最有潜力开拓的少儿读物市场吧，现在的婴幼儿忙着“补锌”、“补钙”、忙着从3岁开始学英语；现在的小孩从小学就开始看《我不是教你诈》，超前领会人情世故，学会在同学中拉选票竞选班干部；现在的中学生在父母的授意下，利用课余时间恶补奥数和小提琴，模仿《××女生》里面传授的经验：冬天手握冰块练习意志力。有日本动漫和网络游戏，谁还有空看一个老人絮絮叨叨讲为了真爱牺牲自己……要是跟来自欧洲的“近亲”《哈利·波特》相比，安徒生非得自叹弗如：他书中那丁点少得可怜、单薄的魔法，哪有拍成“全是高科技”电影的资本？！

　　一言以蔽之，安徒生在今天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走投无路、抑郁终老、没有前途的作家。他太简单，不懂得“炫技”，玩文字游戏，把读者弄得晕晕乎乎；他太单纯，以至于很有可能被人视为“矫情”、“装嫩”；他太厚道，没有任何“卖点”，没法刺激读者日益挑剔的视神经；他的作品太超脱，不写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没法成为“厚黑学”式的指导丛书，为国人火烧眉毛的生存困境、婚外恋情、人际斗争指点迷津……

　　安徒生是幸运的，他最初来到中国的时刻，读者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头脑复杂、口味怪异，读书的目的也没有现在这样功利。那个时候，人们只是凭着直觉认为好的童话，就应该像安徒生笔下的海，果冻一般的深蓝，安详、宁静、优雅，有一点点忧伤，也不乏欢乐的波澜。父母们会觉得，孩子沉浸在它的拥抱中，一定是幸福的，陶醉在它的爱抚中，一定是自由的。在孩子临睡前读上一小段，他在梦的深处，就会踏入一个不可思议的王国。在生日为他读上一段，他会从中学会感恩、宽容、善良、谦虚等等美德。

　　安徒生是幸运的。隔着200年时空的距离，我们会怀念他，怀念书中一连串灵光乍现的比喻，无数人会赞颂“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已经接近语言之美的极致。无数的评论家会撇开技巧，极力赞颂他的文字中蕴含着的那种无欲无求的天真，在今天，在中国，如此难得。人们会原谅那个已经200岁的老人，他曾经固执地认为，在大海的下方有湮没在沙砾中的古城，以及不知何故戛然而止的未知文明，还有沉没了数个世纪的船只、宝藏和宫殿。

　　博尔赫斯说过，具有不朽禀赋的作品“可以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经得起译本之参差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的考验，它永远不会失去其实质精神。”安徒生做到了。隔着200年的时空距离，人们心甘情愿地选用另外一套尺度标准衡量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不愿在作出评论时吝啬任何赞美的字眼：安徒生的作品是伟大的，深刻的。它发自内心深处，把握世界上一切美好高尚事物的精髓；它是内省的，尤其是对于善于模糊言辞、信奉中庸之道的中国人而言，它直视人灵魂深处对幸福生活的渴求；它是勇敢而敏锐的，它将日常生活中被屏蔽的精神盲点挖掘出来，摊开在阳光下、书桌前；它是超世俗的，不因实用主义的世俗价值观所左右，从而构建起一个富有宏大维度的理想之境。

　　再过若干年，如果那个时候的人们会对安徒生的幸运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或许中国会诞生出自己的安徒生。

　　图：

　　《夜莺》插图。　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