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植物人之死与中国现实

　　3月31日被一位美国公民称为“国家悲伤的一天”。在美国当地时间上午9时05分，美国女植物人特丽·夏沃在被拔除进食管13天之后，于佛罗里达州去世（见4月2日《东方早报》）。至此，一场惊动全美的官司告一段落。此前，夏沃的丈夫要求允许妻子安乐死，而夏沃的父母坚决反对，官司打了7年，从佛州法院一直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夏沃的进食管也因之几度拔除或插上，甚至美国政府和国会也卷入这场官司中。

　　也许一切正像夏沃的哥哥说的那样：她现在在天堂之中，她正和上帝一起，泰然前行。但另一方面，尽管夏沃已经起身离去，她还是把一个如何对待植物人的论争，亦即安乐死是否合法的命题留给了全世界。当然，也留给了我们。

　　作为一个舶来词，“安乐死”原义为善终及尊严的死亡。现代医学对安乐死的实施将其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在一些西方国家如荷兰、瑞士已通过立法成为一种合法选择。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安乐死依然面临着法律、道德、医学、伦理、生命观念等诸多方面的论争，也一直未有定论。

　　在我国，关于安乐死的立法一直呼声很高，也一直争论激烈。赞成安乐死合法化者认为，它有利于解除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有利于减除患者家属不堪的身心重负；有利于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而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安乐死无论自愿与否都是人为地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如果使其合法化，可能给谋杀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罪行打开了通道。正如一位美国公民在评论夏沃之死时所说的：“每个否决她生存权利的人都等同于谋杀犯。”持这种观念的反对者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

　　争论仍在继续，但是，一些现实的案例却并不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而推迟出现。近年来，有关安乐死的个案或要求不断出现。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成为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17年后，王明成本人也因患胃癌且到晚期而要求安乐死，但被拒绝。2001年，西安9名尿毒症患者曾集体投书媒体，要求对自己实行安乐死。而据2003年7月17日《南方周末》报道，在一些地方，有些医生根据患者意愿对他们“悄悄地”施行安乐死。

　　当“特丽·夏沃之痛”并不只在美国才发生，则如何对待安乐死就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话题。它该如何界定？到底是否应当合法化？其法律性质如何确定？实施条件、实施程序如何，又如何确定一种行为是否属犯罪行为？这表明，安乐死是否可行，如何施行，归根到底是一个法律问题，而如何对待安乐死，也更是一个法律态度问题。因此，如何对待安乐死，事实上考验着我们的立法智慧与能力。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不能认同一些专家表示的“现在还不适宜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回避，是对生命尊严与权利的回避。

　　对夏沃之死，曾多次试图介入此案的美国佛州州长杰布·布什说，“我相信，夏沃的死是一扇窗户，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家庭和社会中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夏沃之死也能成为我们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清我们国家一些类似的问题，并希望它们尽早列入国家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