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道德自治能力已萌芽

　　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从最近公共空间内出现的两份宣言中，可以看到国人身上流露出了可贵的道德自治品质。

　　一份宣言出现在APP金光集团云南圈地毁林事件中，为抗议金光集团的严重毁林行为，我国民间组织发起抵制APP纸品的活动，主题为“拒购金光集团纸品，携手保护云南森林”的环保超市行动在北京、兰州等6省市的多家超市展开。志愿者身着统一服装在金光集团“清风”、“真真”等品牌货架前亮出拒购标识(4月3日央视经济信息联播)。

　　一份宣言出现在深圳，深圳市27位市民发起《深圳驾车者身后捐献器官宣言》：“当车祸不幸降临，我们之中有人驾车遇难而去时，我们愿意将自己身躯中尚有用的器官无偿捐献给需要用它来恢复健康和延续生命的人！”(4月1日新华网)

　　通过拒购污染企业的产品这种方式谴责“毁林”之恶，通过捐献身后器官这种方式传播“互助”之善，这深刻体现出现代社会的一种道德自治能力。所谓道德自治能力，即社会内在地具备这样一种自主的机制：高尚的品质能得到褒扬和推崇，恶劣的品质能得到唾弃和鞭挞，困难面前能迅速自主地团结起来。与道德自治相对的是道德他治，政府通过设立“见义勇为奖”或塑造典型等方式弘扬美德就是“他治”。

　　假如不能明白这些抽象概念的话，那就说些形象的东西。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描述了这样一段见闻：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招待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而且，还有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比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这其中展现的就是一种道德自治能力。

　　再举个例子，十年砍柴先生在《张衡生冻死谁之过》一文中描述：去过草原、雪域等人烟稀少地区的游客，会感觉那里的人们特别朴实，对陌生人很愿意提供帮助。这种朴实其实来源于自然条件的恶劣，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又难以达到。人要想在大自然中生存，必须互相帮助。沙漠里的人吃完西瓜后，把瓜皮残留有瓤的一面朝下放在地表，让其水分被蒸发的速度最慢，留给水已经喝完了的后来者，因为如果不对一个面临死亡的人施以援手，下一个倒毙在路旁的也许就是你自己——这其中流露出的是自生自发的道德自治能力。

　　显然，从拒购APP产品到捐献身后器官，两份宣言表现出一种可贵的道德自治品质：作为福利庇护者的政府不可能无处不在，我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学会在道德上自给自足和自我补养，通过联合行动凝聚共生的道德，抵制公恶传播共善，营造道德绿洲遏止道德沙化。

　　之所以说这种道德自治能力是一种可贵的萌芽，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道德自治的传统和机制。举几个例子，不久前的一条新闻，吉林一个彩票销售员，受彩民委托买彩意外中500万元大奖，家境贫寒的她毫不犹豫将中奖彩票物归原主，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她遇到的竟然是铺天盖地的嘲笑、猜疑甚至诽谤。另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因为有两地政府道德宣传的主导，舍己救人的李学生感动中国成为道德楷模，因为政府失职使道德引导出现真空，勇救19人的农民英雄金有树善行未得善报。这几则新闻告诉我们：因为社会缺乏道德自治能力，所以对政府引导的依赖非常大，一旦政府撒手，道德生态的链条便会断裂。

　　社会缺乏道德自治能力有很多原因，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大政府”养成了社会依赖全能政府的惰性，社会缺乏道德自治的内生能力和内在动力；二是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对道德自治的抵制：“枪打出头鸟”的棒杀文化和对“爱表现、好出风头”的鄙夷文化窒息了挺身而出的道德勇气，使道德自治缺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第一推动力”，形成沉默的大多数；欺诈的厚黑文化使相互间缺乏信任，每个人都是一个封闭的人格，道德自治就没有了团结的基础，形成一盘散沙的道德生态；窝里斗的文化传统使人缺乏合作精神，“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非理性忌妒大行其道，形成巨大的道德内耗。所以说，两份宣言中萌芽的道德自治品质弥足珍贵，政府和社会要好好呵护之，并从中提炼出可贵的品质发扬光大之。

　　本期专栏作者　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曹林：《中国青年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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