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杂志年”

　　讲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不可以忽视电影刊物的存在与影响，电影刊物在电影作品（剧本）的催生、接生、促进、安置、协调、引导等诸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在促进电影市场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在联络电影与观众方面起着很大作用。我们很难准确地评估出电影刊物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具体贡献，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完全失去了电影刊物的推波助澜和摇旗呐喊，中国电影是何种局势？

　　电影杂志的出现是电影史上的大事，也是电影传播史上的大事。早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有不少有远见卓识的电影界人士开始熟练运用电影杂志这个传媒利器，为自己生产的影片，为自己的影业公司作宣传鼓动和市场营销。电影刊物极大地推动了电影内容、题材、风格、流派演变的节奏与周期，加速了电影技术的更新，同时又通过杂志自身的包装使得电影的受众主体在欣赏品位上得以提升。

　　现代新闻传播史上，有一个很通俗很流行的叫法，称呼1933年（或1934年、1935年）为“杂志年”，因为在这三个年头里有着比寻常年头更多的新杂志问世，从而形成一个杂志出版高峰期，对当时社会诸方面产生巨大冲击。同样，在那三个年头，每年都有大批电影杂志问世，完全可称之为“电影杂志年”。

　　20世纪30年代，正逢年轻的中国电影危难之时，何去何从？严峻的现实摆在电影人面前。此时此刻诞生的电影杂志肩负着“改革神怪、迷信、凶杀、打杀之国片作风”，提倡“宣扬艺术、宣传文化、启发民智、拯救影业的制片方针”的道义与任务。1933年3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夏衍当选执行委员，负责文学部工作。在瞿秋白直接领导下，由夏衍、阿英、司徒慧敏、石凌鹤等组成党的领导小组，夏衍任组长。由此开始，左翼知识分子涉足电影界，渗透到电影杂志，通过电影理论来主导媒体舆论，以至在片场立足，使电影成为宣扬进步思想的阵地和工具，进而也赋予“电影杂志年”更革命的新鲜血液。

　　自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本《影戏杂志》（1920年1月）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十年（1920-1930），仅仅出现过大约二十余种电影刊物，而第二个十年（1931-1940）即有近百种电影刊物相继出版。这近百种影刊，出版于这三年的即占了半数以上，这其中包含着许多著名影刊：《明星月报》（1933-1935）、《文艺电影》（1934-1935）、《时代电影》（1934-1937）、《现代电影》（1933）、《明星半月刊》（1935-1937）、《电声》（1932-1941）、《青春电影》（1934-1951）、电通半月画报（1935）、《联华画报》（1933-1937）、《电影画报》（1933-1936）。

　　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杂志年”现象，从诸多方面给电影研究者留下了探讨的空间与课题。以电影杂志为切入口，阐释中国电影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的发展轨迹，是非常鲜活和趣味化的，而且似乎还是没有人做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