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把关理论与转型中国的新闻腐败防治

　　把关理论是传播学控制分析领域的一门重要理论。最早提出把关思想并在理论上开启把关研究之先河者，当推传播学先驱人物卢因。在卢因看来，传播者所处的位置与足球守门人相似，职守都在于把关。他认为，信息并非漫无节制地四通八达，而总是沿着包含有门区的传播渠道流通。每个门区都有把关人，他将就信息是否进入传播渠道，或者可否继续流通以及流通多少做出判断。在卢因之后，怀特对门区前后进出信息量的统计分析及麦克内利的“新闻流动”理论、巴斯的“双重行动”理论、盖尔顿与鲁奇的“选择性把关”理论、墨菲的“沉默的看门狗”理论等理论的提出，揭示出一组相关的传播规律，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把关学说。

　　以信息流动特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把关学说”，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信息载体——媒体的社会功能、生存环境以及面临问题的认识，如同一支黑暗中的火把，廓清了一些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迷雾，使得人们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新闻传播领域久久争执不下的诸多问题。若用把关理论审视、研究当前转型中国久治不愈的新闻腐败问题同样会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转型中国的新闻腐败同近代媒体产生以来古今中外的新闻腐败一样，具有大致相似的发病原因和种种表现，只是更具转型中国的社会特色，更需要迫切得到解决而己。所以在我们寻求能够解决中国新闻腐败的良方之前，必须以史为鉴，以便获得对新闻腐败问题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回头算来，近代意义上的报纸的发明不过数百年时间，然而有谁能料到当初仅作传递船舶行期、物价信息、异域风情的媒体竟会发展到今天这般模样。媒体种类之繁多，功用之完善，影响之深远，正如被魔杖点了一样，让人始料不及。而媒体与政治的互动，则是媒体改变人们生活的最集中体现。人们，首先在近代西方，敏锐的进步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闻自由”思想，把报刊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并在革命成功后以立法的形式对人们运用媒体表达思想和观点的权利加以确立。显然，他们期望代行新闻自由这一公民政治权利的媒体和媒体工作者能够时刻牢记社会瞭望者的职责，忠实捍卫国家和公共利益，永远走在所处时代的前列。然而正如许多事物一样，后来的发展总不可能完全按照发明者的设计。当媒体功能日益强大，当媒体变得有利可图，当媒体难以受到有效监督，新闻腐败便开始浮出水面。以近现代西方为例，报纸等媒体越来越成为个人和集团谋利的工具，成为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竞逐的目标，而为大多数谋福利则成了一句激动人心的口号。当时新闻媒体所存在的问题正如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学术团体新闻自由委员会所述，新闻自由处于危险之中。大众传播作为一种工具，对于人们更加重要了，但是，这些工具却被少数人掌握，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些掌管新闻机构的人，时常参与为社会所谴责的活动。对所有人来说，当一种重要的工具变得只对少数人有用时；当它为少数人所役使，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时，把持这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便是危险的。星转斗移，时光变幻，但这些犀利深刻，切中要害的分析，无疑在今天看来仍具现实意义。新时期的中国新闻腐败，同样是基于大致相同的原因：新闻媒体和媒体从业者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巨大，进而演变成一种权力；媒体理应肩负神圣的社会责任却在事实上对这种责任有所背离；人们对权力本源的认识不清，制度设计不够完善，从而造成对媒体行为的监督不力。相比国外，国人由于现代观念较为淡薄，媒体知识相对缺乏，更在客观上为新闻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综观近三十年来中国媒体业发展，在我们为媒体取得日新月异进步，极大丰富和改进我们生活的同时，我们也为新闻腐败问题深深忧虑。在我们已经对“有偿新闻”见怪不怪的同时，我们又看到了新华社等11名记者为隐瞒山西繁峙矿难真相接受矿主和当地政府的“有闻不报”；看到了《娄底日报》伍新勇利用记者身份，周旋于黑道与红道之间，谋取非法利益的罪恶之举；看到了《鄂东晚报》有组织，有纪律的对有关单位的新闻勒索，巧取豪夺；看到了众多新闻机构，无视公共利益，违规发布的各种非法广告；看到了赵安等大台名导为了一己之利，为他人搽脂胭抹粉的种种丑闻。新闻腐败的发展实在难以用“有偿新闻”一词概括，可以说有的媒体和媒体从业者开始和少数政客勾结，为其谋取非法政治利益；开始为少数利益集团代言，成为他们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开始为了一己之利，而无视国家法规，侵蚀法治精神。种种失范行为，虽然仅是个案，却不可不察，因为这些渐行渐远的新闻腐败新特点，彻底背弃了“对于专制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为其向导者”的重任。

　　把关理论的启蒙和普及将对我们客观认识媒体，将中国国民心中长期“神化”的媒体“通俗化”，从而防范和减少新闻腐败滋生土壤，创造更完美的防腐制度设计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一、 把关理论告诉我们，媒体构造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世界的全部，人们对媒体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

　　中国的媒体由于体制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隶属于党政部门的宣控机关，尽管随着近年新闻体制改革的深化，原有体制有所变化，出现了大量的都市生活类报纸、一些行业报也逐渐被推向市场，境外一些电视新闻节目也获准在大陆部分地区落地。但媒体作为权力部门代言人的思想并未在广大人们心中得以完全改变。加之，中国普通民众对现代传播知识相对生疏，对媒体行为多了些天然的信任，少了些理应的质疑；多了些相当然的拥护，少了些建设性的批判。媒体的权力和信任被不当的放大，导致社会各阶层对媒体和媒体从业者行为督管缺位，为媒体腐败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

　　把关理论认为，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信息都能够成为新闻，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在媒体上还原。媒体处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或由于政治压力，或处于经济诱惑；或处于经验、知识、时间所限；或处于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受众接到的信息都是传播者加工和筛选过的信息，并不一定是事实的本质和事实的全部。正如台湾传播学者李金铨所写道：“大众媒介中的大部分音讯从来源到目的地都是历尽沧桑，而失去了本来面目，任何一个大众传播组织，都没有避免守门人的干扰，所以没有一家大众传播媒介，不管报道网如何普遍，设备如何完美，态度如何真诚，有办法把世界的本来面目，十分真确地表现出来。”以把关理论看来，没有“实话实说”和“有啥说啥”的媒体，尽管的确有太多的媒体不愿说假话和想把话说全，因为信息的流动程序和加工方式决定了这种理想变成现实的不可能。所谓的客观报道法则也值得大大怀疑，普通受众完全可以，也应该以挑剔的目光来审视媒体的作品和行为，而非臣民般的盲信和盲从。从质疑开始，以批判结束，将极大地增加受众辨别是非的能力，也为媒体加强自律意识保持了压力。

　　二、 把关理论可以促进新闻腐败防治制度的设计。

　　新闻腐败产生的深层原因正如前所述，乃是媒体及媒体从业者对新闻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不当使用。从当初设计者的角度来看，新闻自由就其本质而言，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一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只是出于现实实现的需要，交由媒体执行。媒体和公民之间是一种托付和受托的关系。媒体必须忠实于托付者的利益，履行神圣的社会责任。即永远确保其社会公器的属性，永远为信任着它的人民服务。

　　把关理论对传播者主体媒体受到太多主客观限制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托付者的利益不可能轻易地充分实现。而防治新闻腐败，从制度上正确规范媒体和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才是确保媒体正常运转的前提。因此，在新闻腐败的防治上，必须充分重视法治的力量。一方面我们要明确维护新闻自由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为新闻自由权利正本清源，使媒体正确代替人们行使新闻自由不受过多非法干涉；另一方面，必须对媒体行使权利提供一定程序，有规可依，并要求为滥用权利付出代价。确保其成为自由而负责的媒体，而不是政治的奴婢和商人的奴隶，也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近年来，在有关防治新闻腐败的各类著述中，加快新闻法立法进程亦不是新论。但笔者认为，由于新闻法立法在目前中国尚有一些瓶颈需要解决，而针对转型中国社会特点和新时期媒体特征对已成文法规相关条款的修改和完善则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当下的中国，可用“转型”一词加以概括。“转型”说明我们离建设现代社会的目标尚有很大距离，“转型”说明媒体为实现我们的目标理应肩负更大的责任，作出更大的努力。未来的中国应是一个政治更加清明，经济更加发达，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安康的中国，转型中国的媒体只有清除新闻腐败，在历史的进程中永远保持其先进性，才能完成其应该肩负的使命。而从把关理论思考转型中国的新闻腐败防治问题，进而将新闻立法和公民媒介素养教育同传媒自律一起结合起来防治新闻腐败，无异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深化了认识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