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印尼）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位华裔功臣

　　人民网记者 曾 坤

　　在笔者看来，司徒眉生迄今七十多年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无不与中印（印尼）关系的走向密切相连。1967年10月至1990年8月，中印（印尼）两国中断了外交关系。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乌云不仅笼罩在两国上空，更桎梏着以“政敌”身份滞留在澳门的司徒眉生。1965年险遭绑架的恐怖遭遇像魔影一样总也挥之不去，为此，他中断了和印尼的一切联系。但在其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生于斯养于斯的家乡，惦念着那里的朋友与亲人，每当听到印尼的消息或有印尼的朋友来澳门，仿佛都牵着他的心。直到1971年马立克外长通过驻港总领事和他联系，才和印尼官方恢复了一些交往。1972年后，这些交往断断续续，并不密切。

　　大约在1978与1979年之交的一天，一位名叫林宝星的印尼华人登门拜访。一见面就对司徒眉生说：“您的老朋友马立克先生介绍我来的”，并递上马立克一封亲笔信。

　　马立克在信中说，林宝星是苏哈托总统最要好的华人朋友，就如同你和我的关系一样。他是受印尼政府后勤事务总局的委托，前往中国替政府采购大米、白糖。希望司徒眉生协助他与中国有关方面接触，促成这笔买卖。

　　司徒眉生二话没说，当即通过澳门南光公司向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说明了情况。由于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断，只好通过民间渠道，前后整整花去两年时间，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做成这笔生意。林先生从中大赚了一笔，自然对司徒眉生的鼎力相助感激不尽。回去后林先生借机向苏哈托总统美言了不少，唤起了苏哈托总统对司徒眉生的回忆。后来，司徒眉生才得知，林先生的家就住总统官邸对门。闲暇时，他经常陪总统去打猎、垂钓，关系非同一般！

　　过了不久，林宝星给司徒眉生来电话说：“我向苏哈托总统谈过您。总统表示，想找机会和您当面聊聊中国的情况。”

　　司徒眉生听了，认为只不过是苏哈托随口一说而已，根本没往心上去。不料，1981年农历春节期间，时任印尼国家情报总局官员、司徒眉生当年的一位朋友苏地尔查突然打来电话称，他后天要随同国家情报总局副局长贝尼．慕尔达尼将军一块飞来香港见司徒眉生。为什么，什么事？一概没说。司徒眉生好生纳闷，心里隐约还平添了一份担忧。但是，司徒眉生欲见老朋友的心切，还是如约去了香港。

　　贝尼将军原也和司徒眉生认识，所以，一见面就开宗明义地说：“我是奉苏哈托总统之命来见您，总统想请您回印尼一趟，要同您会面。”见司徒眉生一脸狐疑的样子，又补充道：“总统见完您就可以返回澳门，保证来去安全。”

　　司徒眉生颇感愕然，问贝尼：“总统请我去是什么意思？”

　　贝尼答：“完全不知道。总统只叫我来请您，其他话总统没讲。”正是这位贝尼将军从香港回去后不久，即被苏哈托总统破格提拔为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

　　神秘的人，神秘的事，司徒眉生感到事情来得太突然，又很蹊跷，不敢贸然应诺。想了想，说：“眼下正忙着，等过一两个星期后再答复您好吗？”司徒眉生回到澳门，哪里还坐得住。立刻打电话给已经高升为副总统的马立克的私人秘书，请马立克查证此事的真伪，并要求告知马立克本人对此事的态度。

　　三天后，秘书回电说：“马立克副总统已当面问过总统，总统说就是想向您了解中国的有关情况，只谈这方面的事，谈完就回澳门。马立克副总统可以保证您在印尼的安全。”

　　苏哈托之邀，究竟是祸还是福？司徒眉生仍然心存疑虑。遥想当年，“9．30”军事政变集团就曾图谋将他从肉体上消灭。如今又邀请他这个还带着“政敌”帽子的人回国见总统，无论如何让人琢磨不透。

　　但是，既然有马立克作保，更何况堂堂一国总统之邀也难以谢绝。一个星期之后，司徒眉生正式答复了苏地尔查：“愿意回印尼去见苏哈托总统。”当时亲友们都说：“那就多带几个人同去吧。”司徒眉生笑了，人家堂堂一国总统麾下几十万大军，即使有一师的人马保护也没用。既然决定要去，就一个人单刀赴会。

　　行程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如期进行。苏地尔查亲自到香港接司徒眉生去雅加达，就连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也没有告之，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直飞印尼。阔别17年的雅加达机场，此刻，已被夜幕重重笼罩，一切都让司徒眉生感到那么陌生。为了稳妥起见，司徒眉生拒绝住在事先为他安排好的一处保密地点，要求安排住在雅加达最好的宾馆——文华东方酒店，并让他的朋友也一起住进来，以防万一。

　　第二天一早，贝尼将军就来宾馆通知司徒眉生：“今晚8点，总统在官邸会见你。”并说：“为了保密起见，你7点30分先到林宝星家，差5分8点再由林家去总统官邸。”

　　果然如前所闻，当林宝星陪着司徒眉生准时来到苏哈托官邸时，苏哈托热情地与他们握手问候，并亲切地直呼林宝星的名字，让他也留下一块儿谈，说明对林宝星很信任。

　　一阵寒暄之后，林宝星作陪，苏哈托和司徒眉生开始了谈话。

　　苏哈托说：“最近，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来印尼访问，好像中国反应很强烈。其实，孙运璇来印尼访问完全是私人性质的，不是官方访问。他也在你住的文华东方酒店住，我也是在家中见的他，我和他只谈了3-4分钟。我相信今晚咱们之间不至于只谈3-4分钟吧？”

　　苏哈托诚恳地说：“你有机会跟中国朋友讲讲，孙运璇来访完全是私人性质，印尼还是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虽然，我们国家目前社会政治情况还不具备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条件，而且东盟国家普遍对中国还不太信任。不过，我们倒很愿意先从恢复印中直接贸易入手，作为改善全面关系的开端。这个意见你是否可以转达给中国方面？”

　　司徒眉生认真地听着，拼命地往心里记着。

　　苏哈托问：“你还有没有和中国联系的渠道？”

　　司徒眉生谦虚地回答：“渠道还是可以找到的，这个我会帮您转达。”接着，苏哈托总统向司徒眉生询问了一些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司徒眉生就自己所知道的，简单地向苏哈托讲了一些。强调中国正在埋头搞建设，减少了意识形态的争论。

　　此后的话题，变成苏哈托向司徒眉生介绍印尼10多年来的变化。他滔滔不绝，谈兴大开，列举了工农业增长的一连串数据和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苏哈托望望墙上的挂钟，问司徒眉生：“你打算什么时间回去？”

　　“明天就走。”

　　“不行，不行。”苏哈托摆摆手道：“我已把你回来的消息，告诉了你的几个朋友。你们也要见见面啊。”

　　见此状，司徒眉生欣然答应，顺便提出：“如果多留几天，我请求看望一下苏加诺的亲属。”

　　苏哈托极爽快地说：“您愿意见谁就去见谁。”

　　临要起身告辞了，苏哈托突然又问：“您现在做什么事？”

　　“在澳门做买卖。”司徒眉生回答。

　　苏哈托用幽默的口吻，道：“我作为总统不能做买卖，但儿子在做买卖。”他说完马上叫两个儿子出来，介绍给司徒眉生认识，并说：“以后能和他们做买卖也可以做。”

　　分手的一刻，两个人的谈话已经足足超过1个半小时。脸上铺满微笑的苏哈托紧紧握着司徒眉生的手说：“今后欢迎你随时回来。”

　　与苏哈托总统见面之后，司徒眉生心中的石头彻底落地了。他也就没顾忌在雅加达公开露面，频繁地走亲访友，聚会叙旧，一呆就是12天，了解到不少情况。原来，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和平崛起的步伐逐渐加快，世界格局亦越来越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印尼作为东南亚一个大国，为了本身政治和经济利益，不能不考虑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但苏哈托总统的对华政策受本身的疑虑偏见和内部不同意见的影响，也受到反对复交势力的掣肘和干扰，使苏哈托在复交问题上强调要“谨慎行事”，复交进程十分迟缓。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的触动下，苏哈托才邀请司徒眉生回国面谈。

　　一回到澳门，司徒眉生就通过有关方面向中国当局传达了苏哈托的意图，不久，又两次回印尼，为恢复发展中印贸易四处奔波。从此，司徒眉生又以苏哈托总统“政敌”的身份，为开始松动的印中两国关系穿针引线。

　　历史已向人们展示，在经历了长达19年的贸易断层之后，中国与印尼在1985年签署《恢复直接贸易的谅解备忘录》，双边贸易从此开始了质的飞跃，并为两国1990年正式复交，奠定了基础。笔者不敢说在推动两国复交的历史进程中，司徒眉生先生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但是，他于个人安危而不顾，冒着极大的风险，充当恢复印中友好关系的“密使”角色，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