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苦寻求的答案（五洲茶亭）

　　江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整整60周年了。半个多世纪岁月长河的冲刷足以让许许多多有关的记忆褪去颜色。然而，有些记忆非但不因逐渐拉开的时间距离而模糊，反而却日益鲜明和突出。而最突出的当推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实施的空前绝后的大屠杀。欧洲语言很多，但对大屠杀所有的语言都用一个词：Holocaust（源自古希腊语，意为宰杀祭祀用的牲畜）。一提这个词，人们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就浮现出当年人间地狱的惨烈画面：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堆积如山的尸体，华沙犹太隔离区街头绝望无助的乞儿……

　　60年来，人们之所以对大屠杀的记忆越来越鲜明，一方面是因为正是它体现着二战的道义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至今都没有彻底弄清楚它的根源。已经是科学昌明的20世纪了，怎么会发生这种连中世纪也不曾发生过的具有如此规模的种族灭绝事件？犹太文化在欧洲已经存在了两千年，希特勒的纳粹竟能在从1941年到1944年仅仅3年的时间内，就把它几乎消灭殆尽。

　　欧洲难道不是已经走过启蒙时代了吗？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不是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了吗？德国难道没有给人类文化宝库孕育出康德、马克思、贝多芬、歌德等巨人吗？为什么大屠杀这样的惨剧会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二战结束以来，几代历史学家———从亲身遭受过纳粹迫害而不得不流亡美国的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直至战后才出生的一代，一直在苦苦探索，然而这是关于二战的一个最难解的问题，种种答案都无法使所有的人心悦诚服。很多人不愿意深究，以“希特勒是个奥地利来的魔鬼”一推了之。

　　对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们来说，不可理解之处还在于大屠杀如何从文明发展进程上去解释。过去普遍认为，文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应该是一条规律，而大屠杀的出现却证明，历史和文明的进程有时会发生突如其来的断裂，如同火车出轨。但是，出轨也好，断裂也好，也没有个解释。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在大屠杀这件事上藏着一个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

　　迄今为止，关于纳粹的兴起和大屠杀的发生原因有几种解释。其一，认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主要是针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这种看法的代表是德国的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以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行动使德国的上层社会感到恐惧，又因为其领导人中不少是犹太人，故而激发起德国的反布尔什维克浪潮和反犹情绪，最后导致了大屠杀。他还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同时又成为纳粹的“榜样”。他的看法在20多年前曾引起研究纳粹史的专家们的一场大辩论。其二，以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为代表，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无非是一场反共产主义运动，二者都是反对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其三，就是几年以前因一部《希特勒心甘情愿的打手》而名噪一时的美国青年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德哈根。他认为，大屠杀的根源只要到德国的历史传统中去找就够了。德国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来就有反犹传统，只是希特勒把其推到了极致。简言之，他认为，反犹就是一种“德国病”。

　　这几种看法都犯了片面、孤立地分析问题的简单化的毛病，因而结论不能令人信服。例如反犹，虽然历来欧洲就有，但在20世纪初期德国犹太人处境最好。同时代的法国出现以反犹为目标的德雷福斯案件丑闻，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屡屡发生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戈德哈根的论断显然站不住脚。而按照诺尔特的论点，希特勒应该是维护旧制度的吹鼓手，但是事实上希特勒并不要恢复德国的封建制度。

　　除上述几种片面看法外，更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相当多的学者把大屠杀当作欧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次例外，没有或不愿意认真地从欧洲文化本身去寻找根源。汉娜·阿伦特是少数几个要从这里去研究和反思大屠杀的学者，她曾经指出大屠杀与欧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传统有继承关系。

　　把大屠杀发生的深层根源解释得相当透彻的是恩佐·特拉维尔索。这位1957年出生在意大利、现在法国亚眼的儒勒·凡尔纳大学教授政治学和当代史的学者，在其新著《现代性与暴力》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屠杀不是西方文明的对立物，而是西方文明本身的一个“货真价实的产品”。希特勒本身没有什么独特的发展，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种种理论，诸如反犹、“生存空间”、种族主义等等，在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都能找到根源，希特勒不过是把它们集中起来而且推向极端而已。因此，特拉维尔索把他的著作的副标题定为“纳粹恐怖暴行的一个欧洲谱系学”。与战后60年来有关二战的汗牛充栋的煌煌巨著相比，这本书薄得很，只有150余页。然而，它的分量却一点也不轻。在二战60周年之际，全世界都说要回忆、要总结经验教训。总结些什么？回忆些什么？这本书给了人们一把钥匙。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05日 第十六版)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