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案带给我们的“再提醒”（采光）

　　佚名（4月4日《南方都市报》）

　　据报道，佘祥林案原一、二审判决已被撤销，当地人民法院将对此案进行重新审理。但是，根据佘祥林对自己受到“他们”“连打带骂”的陈述，建议在对本案进行重新审理的同时，由检察机关对该案是否涉嫌刑讯逼供也进行立案侦查———因为按照人们正常的思维，当一个人面临“故意杀人”的指控，面临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结局时，除非他当时遭遇着“生不如死”的可怕境遇，否则断然不会在这样的供认状上签字；而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被审讯时“生不如死”，合理的解释便是可能遭到了残酷的刑讯逼供。

　　可是，即便是能够立案调查，检察机关能否对该案涉嫌刑讯逼供调查清楚，我们也心怀疑问。法律是讲究证据的，总不可能依据所谓的“常理”来定案，这个案子毕竟已经过去了11年，对这样一个旧案，除了佘祥林身上的伤疤（伤疤未必能证明一定是刑讯逼供所致），有没有更多扎实的证据来支持佘祥林的结论呢？

　　这就可能出现“常理”与“证据”的矛盾，结果很可能是：佘祥林难以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刑讯逼供制造者的责任，而涉嫌刑讯逼供的责任者也很可能逍遥法外“继续害更多的人”。

　　有专家早就提出，对这类案件而言，是否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应该在侦查机关。佘祥林虽然拿不到有人对其涉嫌刑讯逼供的证据，但同样，警方也很可能拿不出审讯佘祥林时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证据。一旦出现这种“有理却无据”的结果，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佘祥林本人，当地侦讯机关的国家公信力也将蒙受损失。

　　遗憾的是，“让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对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等将极大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目前还大多处在议论阶段，没有得到全面的推广和实施。

　　刑讯逼供的实质，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其危害性都不言而喻，必须予以根除。在这方面，除了对相关法律进行完善、增加刑讯逼供的违法成本外，国家投入一定的人力（比如增加审讯时的监督人员）、物力（比如设立单独的“审讯室”、增加全程摄像录音装备等），也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我们或许无法奢望11年前的一个地方司法机关能够有足够的条件实现上述要求，但11年后的今天，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当年看来似乎遥不可及的人权条款都已经写入共和国的宪法，社会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司法公正的认识也有了巨大的进步。因此，司法机关在切实保障人权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这些，是佘祥林案再次带给我们的提醒。杜绝刑讯逼供的丑恶现象，一方面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一方面也关乎国家司法的权威与清白。

　　《江南时报》 (2005年04月05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