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仍不容忽视

　　联合国下属的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前宣布，从明年起将完全停止对中国的粮食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道格拉斯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停止对华粮食援助，是因为中国政府自己已经完全有能力消除贫困。

　　没有理由认为世界粮食署对当下中国粮食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经过多年努力，今天中国各地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粮食生产基本能够满足13亿民众的生活需求。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供给状况真的到了高枕无忧的程度了吗？可能没有理由对此抱以太大乐观。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处在高速增长中，被誉为东亚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经济的持续增长当然值得庆贺，然而，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正视，它所引起的后果也可能是严重的。现阶段的农业问题，就是最需要重视的一个。

　　“三农”问题谈之已久，现代化进程中因农村、农业和农民转型不当而可能引发的粮食短缺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仅在思想意识上不到位，在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建设上也还行焉有距。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是，粮食短缺的征候，这几年来在中国各地已有所表露。体现在统计数据上，就是中国粮食生产量已呈逐年下降之势。

　　粮食产量下降直接与传统农业模式不足以支撑农民升高了的生活需求、农民种粮积极性低落相关。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在城市中寻找就业机会，一边相伴的就是田地的大量抛荒或挪作他用。笔者在农村所实地看到和了解的一些事实是，不少农户在进城打工后，因无暇顾及家中的田地管理，田地抛荒情况十分普遍。有地无人种导致许多传统上能够实现粮食自给并且还有盈余售卖的农户，现在也加入到了在市场上买粮的非耕大军中，这种现象在有些地方已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而农田被挪作他用，比如改作鱼塘、种树甚至用作屋场等等，在农村中也越来越常见。

　　有田不种与土地被侵占减少，主要的原因就是近些年来，粮食生产在投入与产出上的比例失衡，已到了广大农民们所无法承受的地步。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一再要求各地减轻农民负担，而各级政府在贯彻中央政府的要求后，也确实在一定幅度上减免了农民的税收，但由于化肥、农药、水电等农业生产资料在价格上不断上涨，而粮价却保持了相对稳定，农民从种粮中得不到好处。谷贱则伤农，因此不愿种粮，在一定程度上已演化为当前中国农村农业的现实。

　　粮食产量下降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低落，正在给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敲响警钟。当下的中国粮食生产状况如果任其持续下去，可能引发的后果不难预见也不堪设想。与其他人口小国或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不同，未来中国一旦遭遇重大天灾、发生大规模粮食减产，并因而出现粮荒，一个有着十几亿生灵的人口大国，不仅内部无法互相接济，就是花巨额外汇储备从国外购买，也可能买不到足够的粮食来渡过危机。

　　应该意识到，未来中国出现粮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说中国这样一个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很少的国家，就是像阿根廷那样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十几倍于中国、被称为“世界粮仓”的国度，在2001－2002年的金融动荡中，也曾有过粮食短缺、闹饥荒的经历。

　　对未来中国的粮食生产，需要置于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来考虑。居安而思危，为扭转这些年来粮食生产的不利趋势，和防止未来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不测，现在就开始思考对策、着眼长远制定可行措施，也到了不能不做的时候。去年和今年的国务院一号文件，都将减轻农民负担、农民增收和振兴农业，作为政府的第一关注。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推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将经济发展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之后，“三农问题”辗转多年再次步入决策者的视野并引起非同寻常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意味着中国政府工作的一大调整。它对激发广大农民的产粮积极性、保证粮食生产，无疑有着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笔者为国家政策的这一调整欢欣鼓舞，因为认为这标志着弱势群体的利益初步得到尊重。但同时也深切感到，农民增收和农业问题关系着未来中国的长治久安。但是，农村政策并不能就此止步，为充分保证粮食安全，还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农业改革。在今年一号文件决定给予农民一定的农业补贴后，应该看到，据有关机构调查，今年以来，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上涨幅度显著，几乎抵消了取消农业税和农业补贴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在此情况下，如何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从长远来看，在转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转型，应当尽早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