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即使存在刑讯逼供，也要考虑追诉时效

　　4月4日贵报社论《佘祥林案是否涉嫌刑讯逼供？》，从佘祥林案有可能存在刑讯逼供但又难以追究责任的角度出发，引申出对于防止刑讯逼供的措施，对于刑讯逼供的危害，对于杜绝刑讯逼供的必要等方面的议论。不过，对于难以追究刑讯逼供者责任的分析，文章只提到举证困难的原因，似嫌不够。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就是追诉时效。

　　所谓“追诉时效”是指按照刑法的规定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已经超过规定期限而没有受到追究的，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已经追究，该案件应予撤销。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以此对照，因刑讯逼供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三年，那么它的追诉时效只有五年；从刑讯逼供发生之日起超过五年没有受到追究的，将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佘祥林案，如果仅仅是普通的刑讯逼供，则追诉时效已经过去，结论就不再是“难以追究责任”，而是“不能追究责任”了；如果“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佘祥林的手指头、脚趾头果真被打断构成伤残，则追诉时效可能还没有过去，不过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刑讯逼供的问题，而是故意伤人的问题了，因为刑讯逼供致人伤残的，构成故意伤人罪。

　　当然，以社论的有限篇幅，不可能对上述问题作详尽分析。但是，作为支撑“即使存在刑讯逼供，也难以追究责任”这一论点的论据，除了举证困难以外，追诉时效可能已经过去也应当有所提及。

　　话也说回来，如果“难以追究责任”的“责任”仅仅是指行政责任或者道义责任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原乡之路

　　政府对私家车应无为而“治”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裴成虎近日表示，“我们既不控制私家车的发展，也不限制私家车的发展，但要抑制私家车的发展。”(见4月4日《北京娱乐信报》)

　　在国内的大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对待私家车的政策一直牵动着普通百姓的“车神经”。笔者以为，就私家车而言，无论是“限制拥有”还是“抑制使用”，其实都不如无为而“治”。

　　由非政府收费项目构成的汽车使用成本，属于市场调节的范围，政府如果对之“抑制”便是越位之举；而由一些政府收费项目构成的汽车使用成本，政府部门也没有理由随意地“抑制”。因为就政府收费来说，所谓“抑制”无非就是涨价，这并不是平衡不同公众之间利益的有效方式，相反却有牺牲公众利益以满足政府利益的嫌疑。政府部门关注私家车的着眼点，不应该是自由选择中私家车这边的选项，而应该是与私家车对应的另一种选择，即：保障社会整体福利不因私家车增多而减少，保障无车市民利益不因私家车影响而受损。

　　与其限制或抑制私家车，不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保证公交车的高效率和舒适度，并通过开辟专道等方式使公交车不因私家车的增多而降低效率；另外，政府部门还应保证各种项目的私家车补偿性收费能切实用到相应方面，道路收费用于道路建设，环境收费用于环境治理，管理收费用于改善管理——私家车为什么抢了公交车的道？私家车增多政府收费也增多，为何环境治理、交通管理等却不见改善？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舒圣祥

　　“说情”之后，结果如何？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叶如棠近日说，由于受到强大的说情风的压力，2004年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采写的一些文章、节目虽已完成编辑制作，但仍“胎死腹中”(《中国青年报》4月4日)。

　　真是“说情”猛于虎。其实话说回来，对于百姓来说，真正关心那些事实存在的、可能会造成影响的而又“不能报道”的问题，在遭遇了“说情”之后是不了了之还是闻则改之了呢？批评或曝光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整改和解决问题，换言之，就是有好的结果，问题解决了，形式或者过程如何也不是细加追究的问题。但如果是问题有了，情说过了，依然如故，不加解决，真的就“事实不胜雄辩”，不了了之吗？如此，真就让人无话可说了。

　　“说情风”，当前国情使然。笔者有个小小的建议，让大家都会有台阶下，即是对于说情的“内容”，不妨给个整改的期限，限期一过，追查了解，面子里子都给了，若是改了，则皆大欢喜，不然，还有什么好袒护的呢？郭云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