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粮大户成了高风险职业？

　　最近，半月谈记者赴我国重要粮食产区kk鄱阳湖畔的南昌、都昌等地调查发现，当地种粮大户普遍感觉精神压力大，种粮大户正成为农村的高风险职业，甚至出现“今年大户、明年散户”的状况，田地集约－分散频繁变动。

　　江西种粮大户特别是百亩以上大户集中在鄱阳湖区，鄱阳、余干、南昌、进贤四县就占了大部分。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大户是在非计税面积上耕种，靠天吃饭现象严重，自然风险成为令大户们寝食难安的第一大压力。

　　戴国培是鄱阳县鸦鹊湖乡农民，1989年起承包原鸦鹊湖垦殖场的一个鄱阳湖内湖1080亩水面养鱼，于1994年底把水面改造成粮田。此后一种10年，戴国培成为多次受到农业部表彰的种粮大户。回首10年种粮路，涨落无常的鄱阳湖水给他巨大的精神压力，用戴国培的话说是在鄱阳湖边上种田就像与天赌博。10年来，戴国培每天提心吊胆，天气预报每日必看，听到台风去检修农机准备排涝，听到天晴就准备打药。家人多次劝他洗脚上岸，要不是由于前期投资了五六十万元而骑虎难下，他早就改行了。

　　种田前期投入资金靠高利贷，是种粮大户不得不承受的第二大压力。2004年记者在江西各地接触的百亩以上的20名种粮大户中，少数从银行、信用社贷款，大部分靠亲友接济或借高利贷。进贤县三里乡农民胡广辉2000年开始每年种粮500亩以上，5年来，他借高利贷种粮已付息14万元。胡广辉说，前四年他没从银行、信用社贷过一分钱，每年都东家1万、西家2万地从民间借贷。2004年，胡广辉种田1600亩，乡领导出面给他从信用社贷款8万元，但这远远不能满足投资需要，因为仅田租就要近40万元。为此，他又从民间借了18万元高利贷。胡广辉告诉记者，去年他的600亩水稻全部以61元／百斤卖了。他说要不是高利贷，晚2个月再卖可多获利数万元。

　　由于土地流转中经营权存在遗留问题，种粮大户还面临政策风险，有些大户为此吃了哑巴亏。由于农村情况复杂，一些乡村干部往往在少数村民不同意的情况下强流硬转，从而为租田的种粮大户埋下隐患。鄱阳县三庙前乡埠丰村农民余来喜、余镇书和余千书三人，2001年12月承包该乡渡头村粮田500亩，并预付田租5.6万元。由于渡头村部分群众不愿转包，导致合同终止。而预付田租已被渡头村垫付农业税和其他用途，经多次协商才返还1.6万元，其余4万元至今未还。余来喜因资金损失惨重，至今无力包田种粮。

　　目前，各地种粮大户的发展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除了国家有关部门每年在全国范围内表彰种粮大户，各地农业部门对种粮大户发展情况进行了统计以外，基层涉农部门对种粮大户的发展规律缺乏研究，管理、帮助缺位。一些农业干部私下对记者说，由于种粮大户涉及到敏感的土地流转问题，地方政府对种粮大户往往态度暧昧。一方面，当年出于解决抛荒、方便征收农业税的需要，他们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倚重种粮大户；另一方面，由于粮价和政策刺激使土地升值，农民要回流转田的愿望日趋强烈，农村土地纠纷增多，又使地方政府不敢重视种粮大户。

　　面对处在十字路口的种粮大户，基层政府是观望还是助推？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说，土地适度有序的规模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种粮大户是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典型代表。对种粮大户放任自流、态度暧昧，不利于政府科学决策。

　　粮区一些种粮大户和农业干部呼吁，政府应抓住粮价上涨、各方重视农业的机遇，尽快明确政策，积极引导，稳妥扶持种粮大户的发展。对于有正当合法土地来源的种粮大户，应该针对他们种粮的酸甜苦辣，尽快出台政策，采取措施稳妥化解或缓解种粮大户们的自然风险、资金风险和政策风险。如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积极开拓和推广农业保险或种粮保险，引导农村金融部门加大支农、支粮、支持种粮大户的力度等。

　　林艳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