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接触”张云泉

　　张云泉——泰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他从事信访工作22年来，凭着对事业的一片赤诚，对人民的满腔热情，为党分忧，为民解难，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被授予“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劳动模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荣誉称号。3月16日，省委决定，在全省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向张云泉同志学习的活动。

　　3月19日，由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37家中央和地方重点媒体、51名记者组成的中央新闻采访团，进行了为期7天的集中采访张云泉活动。本报记者与张云泉进行了一周的“亲密接触”，他的事迹，独特的人格魅力，给记者以深深的感染。

　　张云泉的“亲人”，让记者三次落泪

　　张云泉的“穷亲戚”特别多。记者的采访，也是从他“亲人”身边开始的。没想到的是，采访了他的三个“亲人”，记者也三次落泪了。

　　第一个亲人是他的干女儿方小娟。在泰州海陵中路明珠鲜花店里，记者见到了她，一个漂亮能干的姑娘。她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多年如果没有他，我甚至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

　　现在已经结婚并要做母亲的她，曾经有过11个年头的上访经历。小娟是不幸的，4岁，父亲突发脑溢血离她而去，母亲不堪打击，得了偏执性精神病，一口咬定丈夫是被人谋杀的。从1986年起，母亲就带着年幼的她往返各地，为丈夫“讨说法”。漫漫上访路，不但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机会，还让年幼的小娟落下一身病，并且养成她倔强、冷漠的性格。上访不是“好玩”的，小娟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冬天的北京，白天走在繁华市井的喜悦心情，晚上可能一扫而光，因为没有住的地方，马路、桥洞、广场就是她的家。一次冬天下大雪，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上睡觉的小娟，只有两块破塑料纸：一块铺在身下，一块盖在身上。听到这里，记者的眼眶湿了。而结束这个可怜女孩流浪生涯的正是张云泉。1997年底，听到母女俩回乡的消息，张云泉立刻驱车百余里，赶到她家。小娟把住大门，充满敌意的眼睛紧紧盯着张云泉。在她看来，这个人难以理解，不会有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吧。　张云泉走进这个破败的家，不声不响地收拾起散乱的锅碗桌椅，平平常常的举动消融着小娟心头的坚冰。从此，张云泉成了她们家的常客，并帮她联系了学校读书，帮她母亲联系医院治疗。就这样，张云泉认下了这个干女儿。后来，张云泉又把小娟接到自己家中，医治她的胃病和身上的伤。小娟慢慢学会了微笑，学会了电脑，也懂得了爱美，懂得了礼貌。　第二个亲人是他的“兄弟”。这个开小店铺的，叫李庆余。奇怪的是，他的店铺名称怎么叫“共产党万岁”？2001年，泰州市一家企业驻外办事处因发生煤气泄漏事故，5名职工意外身亡，其中包括李庆余的独生儿子。晚年丧子，使李庆余一夜之间青丝变成白发。他眼含泪对记者说，我们老两口也不打算再活下去了。那时候，张云泉经常来看望我，开导我老伴，还帮我把户口转到了城里，办了低保。政府这么照顾我，我得活下去。我就想到要做点事情，想开个小售货亭。张云泉就帮着到邮政、城管局把手续都办好，又送来1000元帮我搞棚子。我请打字店帮我刻下了“共产党万岁”5个大字！我是在共产党的一个好干部帮助下才有了第二次生命。李庆余说，张云泉一共送过他5次钱，2次1000元，3次200元。大恩不言谢。听着这些，记者已经在抹眼泪了。　第三个亲人是他的“儿子”——姜堰市溱潼镇湖东村的徐宇。徐宇19岁时，其父亲得了肝癌去世。第二年，当地有人擅自挖路，他母亲被摔成高位截瘫，法院裁定应赔偿他家9.8万元，他多次去要钱，肇事者就是不给，一次竟然把他抓了起来。徐宇急了，说抓我一天不要紧，我那瘫痪在家的母亲就要饿死了呀。20岁的他只好辍学上访。经好心人指点，2003年冬天，他到泰州找到了张云泉。那天很冷，张局长看他穿得少，从身上掏出200元钱给他说：“你先去吃顿饭，买件棉袄再来……”徐宇现在回忆起来还感叹不已：有的干部看见我都像躲瘟神一样，而他竟然对我这么好！我感动得要给他下跪，但他不让。临走时，带着他给我买的饼干和橘子，我向信访局的办公大楼深深地鞠了一躬。回到家，我一夜未合眼。一个陌生人，素不相识的人，这么帮助我，我不知道怎么去感谢他。之后，张局长用了半年时间，把应该赔给徐宇母亲的9万多元钱给讨回来了。前后他和张云泉见了6次面。去年底，听说他要结婚，张局长又掏出400元钱给他。在徐宇心里，张云泉就是他的再生父亲。　张云泉帮助过的人，已经数不清了；让人感动落泪的事，也远不止这些。“他是当今的包青天，人民的好公仆！”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甚至好多上访的人，都是因这句话找到了他。　张云泉先天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性格，恰巧，他又处在“信访工作”这一岗位上，工作环境感染着他，党的培养激励着他。“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事不上访。”一个信念在他胸中燃起：群众把我们看作希望，我们绝不能让群众失望。　一号接待员的“功夫”，记者为之折服　张云泉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醒目的牌子：“一号接待员”。这个“一号接待员”不是那么好当的，也不是谁都可以当的。张云泉有着超越谈判专家的口才，处理问题时刚毅、果断、智慧，这些都成为他当好“一号接待员”的先天条件。　最让记者折服的，是他作为“一号接待员”的“功夫”。长年的信访工作，练就了张云泉一身常人无法想象的“憋功”、“忍功”和“站功”。他可以几天不睡觉，他可以连续站立8个多小时做宣传解释工作，不喝水、不去厕所……　他处理事件的能力让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感到折服。1998年中秋前的一个夜晚，泰州某镇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肇事司机的某些言语激怒了死者亲属，情绪激动的死者家属与前来处理事故的干警发生了误解，准备纠集上千人到高速公路步行上访。当时，张云泉受伤致残的左眼再度发炎，正住院治疗。得知这一情况，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我在床上躺不住，一定要去！”一到现场，他就被上百人团团围住，哭的、骂的、推搡的、吐唾沫的都有，个别人还煽动掀翻汽车。张云泉克制着一步一步走进死者家中。在遗像前，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霎时，喧嚣的场面静了下来。张云泉从怀里掏出600元钱，用一张白纸包好，放到遗像前，转过身大声说：“我鞠三个躬。第一个躬，是我本人并代表信访局全体同志向死者哀悼；第二个躬，是代表肇事者向死者和各位请罪；第三个躬，是代表政府向你们承诺，一定会合情、合理、合法地处理好这件事。”一番话，使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他坦诚和群众交换想法，说得声音嘶哑，终于感化了群众，把一场即将发生的集访事件提前化解了。　去年9月1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浇得泰州某食品厂36名职工从头凉到脚：两年领不到一分钱工资，干了一辈子的厂又未经职代会卖掉了。无助的职工到政府门前请愿。张云泉又去做工作。职工丁秀勤回忆：“那天，我们大部分人打着伞，穿着长袖衫，不少人还加了外套。可张云泉穿的是短袖衫。45分钟啊，他一直站在风里雨里，冻得浑身发抖，听我们反映情况，让我们很感动。”张云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当夜亲自起草信访摘要，向市领导汇报。事情很快有了结果：春节前把扣发的工人工资福利全部发到工人手上，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人员分流方案，费用落实到每个人。在改制中收取贿赂的负责人也锒铛入狱了。　和其他地方一样，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也一度成了泰州的热点问题。泰州经济开发区推行了“一证一卡”制度，让农民每个季度都能领到保障金，可市郊一村的土地补偿款，却被一名村干部借给一位老板了。后来，企业倒闭了，资金流失了，村干部也跑了。没了土地，没了补偿款，村民们请政府给他们做主。了解到上访群众中有两户家庭特别困难，张云泉从身上掏出200元，“这点钱并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这件事政府一定管到底。”人劝回去了，张云泉心急如焚。调查、核实、酝酿，张云泉草拟了处理方案，市里立即会商解决方案，并很快得到实施：对符合条件的村民应保尽保，帮助部分群众解决就业问题；拨出专款补偿群众，追缉外逃人员，追讨征地补偿款。　在“一号接待员”这个位置上，张云泉平均每年接待来访群众2000多人，处理人民来信2000多封，先后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4万多元捐给群众。这4万元是他自己的工资吗？张云泉面对这样的疑问笑着对记者说，“在我这位置上，你也会掏钱的，因为他们太苦了。换作是我的孩子这样，我怎么能忍心面对他们。”　疾恶如仇，也让记者听到“一声叹息”　对于敷衍塞责，“不拿老百姓的事情当事”的干部，张云泉常常发火：“我最见不得某些人往党和政府脸上抹黑！”　1991年夏天，泰州发大水，一对无儿无女的盲人夫妇所住的简易棚被大雨冲倒了，两人被迫住到一个桥洞里。抱着一线希望，两个盲人相互搀扶着来到城郊某单位，希望他们给找个安身之所。当时经理在，却说“领导出去了”。又要下暴雨了，盲人来到信访局。张云泉立即拿起电话打到该单位，那位负责人却打起了官腔：“这个问题嘛，是可以考虑的，但要按照程序办，先由本人打报告，然后居委会、办事处复查，再由主管部门核实，最后报批……”张云泉再也听不下去，吼道：“我和你闭着眼睛从家里走到办公室试试！走不远我俩就要被车撞死。你对这样的人还耍官腔，太没良心了！”看着手表，张云泉一字一顿地说：“现在是上午9点，下午4点之前如果盲人还住在桥洞里，我就带着斧头，把你滥用职权弄到的空关房劈开，让他们住进去！”不到中午，这位经理用车子给盲人搬了家。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桥洞已被淹没。事后有人对张云泉说：“人家说你‘军阀作风’！你请人家解决房子，又不是指挥打仗，干嘛还限定时间？”张云泉说：“不是我要限时间，而是老天要下暴雨啊。如果不及时把他们搬出来，要出人命啊！”　正是张云泉这种疾恶如仇、不畏强势的性格，让他在号称“机关第一难”的岗位，一干就是22年。真正接触张云泉，让记者最难忘的，却是他的“叹息”。张云泉每天工作很多，很累。在采访间隙，记者发现他经常发出叹息。做信访工作这么多年，他最看不惯的就是一些人不把百姓放在眼里，而仅仅靠他一人，又怎能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呢？　有一件事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张云泉的妻子也曾经是上访者。凭张云泉的职务，凭市委、市政府对信访干部的关心，张云泉完全可以一句话就给妻子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可他没有这样做。妻子一直在一家商场当普通职工。后来商场破产倒闭，职工们因为待遇和安置问题准备集中上访。妻子回家问张云泉：“我不想增加你的负担，说出去被人家笑你，可不去的话人家说我‘吃落地桃子’，还说你早已为我准备好了退路。”一席话说得张云泉的心仿佛刀绞一般：相濡以沫的妻子，忍辱负重的爱人啊，你为了家庭，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吃了多少年苦，到头来就要下岗，就要与我“对簿公堂”。张云泉婉言相劝：“别急别急，我能养活你。”无奈之下，他对妻子参加信访约法三章：一不带头，二不讲话，三不久留。就这样，信访局长在信访接待大厅里看到了一位特殊的上访者，默默对视之中是心灵的交流、无言的默契、相互的理解。　张云泉的“身体”，令记者为之担忧　3月25日，在中央新闻采访团结束采访时，全体人员写下致张云泉同志的一封信：《云泉同志，请多保重》。信中发出了记者真诚的心声：“连日来，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信访事业，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负重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没有什么语言比老百姓的眼泪更真实，没有什么礼物比人民群众的信任更珍贵。您也在我们记者心目中树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请接受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一个星期来的采访中，我们也渐渐地看到了您作为普通人平常的一面，看到了您坚强的外表下虚弱的身体和多处的伤痛，看到了您充满激情的神采里有着深深的疲惫。我们加深了对您的理解，也增进了对您的感情，更增添了对您健康状况的担忧。我们希望您保重身体、多多休息，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22年，张云泉没有买过一件名牌衣服，也从没到高档浴室、歌舞厅享受过一次。前两年，儿子儿媳给他买了一件皮衣，没穿多久，就被上访的群众扯破了，他让妻子补了补，又穿在身上。22年，张云泉很少在家度一个完整的中秋节，吃一顿完整的年夜饭。但是，在孤寡老人的家中，在因病致贫的群众家守岁席上，在那些最需要党和政府关心的人身边，到处可见张云泉忙碌的身影。面对家人，张云泉无法不愧疚，但他别无选择。“你们跟着我吃苦受累了，我干工作的底气也更足了。”　在家如此，出差在外也一样。张云泉曾被误认为是个“冒牌局长”的事就让许多人称奇。因为工作关系，他每年都要到北京出差几次。在京城住个像样一点的宾馆，每天要花费好几百元。“这笔钱花在困难群众身上才好！”张云泉总是自带电饭煲，拣便宜的小旅馆住。2001年春，张云泉住进一家小旅馆。房费70元一天，没有卫生间，没有电视，自己用电饭煲煮粥，登记的是地级市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长，吃住却如此寒酸，会不会是骗子啊？憋了两天，服务员还是悄悄报了警。派出所民警闻讯赶来查了证件，“真的！”民警恭恭敬敬地向张云泉敬了个礼，佩服地说：“像你这样的局长，我还真没见过。”

　　“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和便利让给同志。”22年的信访生涯在张云泉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迹：他的手指被咬得露出骨头，至今仍不能灵活弯曲；他的左眼更被打成重伤，留下终身伤残，视力从原来的1.5下降到现在的0.15；他曾夺下精神病患者手中锋利的破酒瓶，徒手解除有人带在身上的杀猪刀和土炸药包……现在，张云泉还患慢性乙肝、胆囊炎等病。　“张云泉是人还是神？”采访归来的路上，记者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他讲过的话犹如就在耳畔，那些采访过的群众好像就在眼前，眼角的泪痕，好像还没有拭干……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因为他实在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又是百姓心中的“神”，因为他心里装着百姓。他给自己立下过一条座右铭：不求惊天动地，只求问心无愧！本报记者时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