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学语文》收入了罗大佑歌曲《现象七十二变》。在《导语》中，编者认为：“今天的流行歌曲，或许就是明天的诗。以此审视，流行歌曲自有超越通俗文化的意义与价值。”。（见新华网4月4日）
罗大佑歌曲的价值，在于他唱出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峡两岸中国青年面临社会转型时所特有的迷惘、困惑、痛苦和思考。这是《现象七十二变》入选《大学语文》的主因。“今天的流行歌曲，或许就是明天的诗”真的能支撑《现象七十二变》的入选吗？用“中国早期的‘诗三百’都是有曲调、可以吟唱的”来作为论据合适吗？我们知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是一种自发地、不带功利性的文化创造行为，呈现出清新自然、质朴刚健的精神品格，它所传达的是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对世俗生活真切感受和向往。《现象七十二变》唱出了谁对生活的感受和向往？并且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价值意识是很单纯的，而大众文化所构建的价值意识则是相当复杂的。青年价值取向的功利化、世俗化就是大众文化影响的结果。大众文化蔑视人类的理性和公认的道德价值观，文化的精神内涵被无情地消解了，那么所剩的就只有其物质的渣滓了。所以它总是以“何不游戏人生”的态度让青少年获取瞬间的满足，甚至以更加叛逆道德规范的姿态魅惑大众，在青年社会化的过程中起到十分消极的作用。《现象七十二变》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笔者觉得，之所以选择《现象七十二变》是精英文化位置后退的折射，更是大学批判精神弱化的结果。精英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环境下，还远未真正适应这种现实，其自身的生存心态尚未调整到成熟状态。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精英文化的繁荣景象正在一天天衰退，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使得支撑精英文化的体制处于土崩瓦解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精英文化自身也开始分化，部分精英文化开始滑向商品化、平面化的大众文化运作，由此加剧了精英文化的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以及整体素质和水平的停步徘徊甚至下滑。《现象七十二变》的入选就是这种现象的折射，也是对形而上的人文关怀倾向淡化的表现。
《现象七十二变》进入《大学语文》也是大学批判精神弱化的结果。众所周知，大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作为批判社会的中心。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写道，大学是天生的反对派，它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这种作用不会因为它所服务的对象有所改变。中国的大学也同样如此。对一个健全的社会而言，大学的批判精神是不可或缺的。由于批判精神的存在，使大学往往成为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有效的制衡力量，使世俗社会或市民社会或多或少地削减对当下状态的迷恋，转而去追求并靠近更美好的理想生活。特别是在工业化、消费化的时代，由于利益导向使人们容易强化对物质的渴望而淡化对精神的向往，这更需要大学严肃而富有理智的批判。
如此以来，我们就应该牢记教育家雷沛鸿的论述：“人类的文明进步有赖批判精神的存在，否则社会生活将濡滞不前，甚至流入僵化没落。……只有容许批判的余地，才有好的社会和好的个人。”当代，大学社会批判精神的弱化是有目共睹的，重建大学批判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是人所共识的。从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大力倡导的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理想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不难看出人们对重建大学批判精神的呼唤。因此，笔者以为，《现象七十二变》入选的背后是值得注意的。(稿源：红网)(作者：朱四倍)(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