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与我国新闻事业的使命

　　凌言

　　长期以来，一些人由于没有理解新闻自由的真正含义，或者由于对当今世界及新闻事业的现实不够了解，以至思想上存在着某些误区。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新闻自由，总以为西方是新闻自由的乐园；二是认为新闻自由就是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想怎么报道就怎么报道，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为了厘清新闻自由的真正含义，发挥新闻自由的理性引导作用，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探讨。

　　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

　　西方的新闻自由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美国向来标榜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并宣称其新闻自由是彻底的、绝对的，是超阶级的新闻自由。但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透过历史的硝烟去认清其“新闻自由”的真实面目。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狂轰滥炸。贝尔格莱德时间5月7日晚，北约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我3名工作人员当场死亡，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联盟以来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极为罕见。然而，在这种血与泪构成的事实面前，美国的新闻媒体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都宣称此次轰炸纯属意外。

　　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海军EP—3侦察机在我国海南沿海空域撞毁我军机，并导致我空军飞行员王伟牺牲。然而，美国媒体对此事件却进行了完全相反的报道，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宣扬美国的爱国精神，同时妖魔化中国，把中国报道成一个血淋淋的恶魔。

　　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新闻自由”，一个歪曲事实、置生命和人权于不顾的自由。

　　美国媒体关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更可以说明其新闻自由的本质。伊拉克战争一开始，美国主流媒体就透露，“斩首行动”已经把萨达姆炸死。随后，美国媒体又报道说，伊拉克51师师长及其8000名官兵已向美军投降；美军机械化部队进军巴格达没有遭到抵抗；等等。然而，萨达姆到现在还活着，美国的许多新闻报道最后被证明全是假的。

　　可以说，在伊拉克战争中，媒体的报道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严格管制。为了影响国际社会和大众心理，美国专门设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其目的就是为了左右国际舆论。事实告诉我们，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利益而对媒体实施严格的制约、束缚，新闻自由被施以双重标准：不符合他们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的，便以种种理由大加讨伐；但到了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时，则不惜歪曲事实，混淆是非。

　　西方社会控制新闻自由的两种力量

　　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各国的新闻媒体都会受到政府、资本基于国家利益、集团利益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使本国的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呈现出其“不自由”的一面。

　　西方社会的新闻自由主要被两种力量所控制。一种力量是大财团。西方媒体大都属于私有，被财团、企业所操纵。如果看看西方媒体背后的大老板，就会发现控制西方媒体的是极少数的大公司和媒体寡头。这些巨头办媒体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其新闻媒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摆脱资本和集团利益的束缚与制约。这种制约也必然会埋葬他们所宣称的“绝对的新闻自由”。

　　西方社会控制新闻自由的另一种力量是政府。以美国为例，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起，就十分重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在随后的200余年中，其控制舆论的政策从未改变过，只是随着白宫主人的变换因人而异罢了。尼克松总统就曾经坦言，现代总统必须学好驾驭舆论的艺术。由于新闻体制的原因，在多数情况下，西方政府并不直接控制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而是通过政策倾斜、利益交换、政治压力等来影响媒体及其幕后老板，通过媒体老板左右新闻记者和新闻报道。当然，政府也会通过新闻发言、信息封锁等做法来影响和左右媒体。这些做法有时是公开的，有时则非常隐蔽。

　　至于媒体老板与政府的关系，则可以套用丘吉尔阐述国家外交关系的那句经典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也就是说，当权者需要舆论给予支持和配合，媒体老板需要当权者给予政策和实惠。

　　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就新闻自由的本质含义而言，并不是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想怎么报道就怎么报道，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新闻自由。与其他自由一样，新闻自由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是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西方所谓的不受限制的、绝对的、全民“普遍权利”的新闻自由观，既违背新闻自由的本质，也不符合新闻传播的历史事实。新闻自由的相对性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任何新闻自由都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新闻自由是人们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言论出版自由，而思想、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和近现代西方各国争取人权斗争的核心问题。新闻自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开始便具有阶级性，它必然受到阶级关系的制约，而且这种阶级关系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新闻自由，任何新闻自由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在我国，我们鲜明地提出了新闻自由的阶级性。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我们的制度，就是不允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我们“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最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诞生了一系列具有舆论监督性质的节目或栏目，比如“焦点访谈”、“人民论坛”、“共同关注”、“新闻调查”、“时空连线”等。

　　其次，新闻自由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在法制社会，法律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尊重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底线。而宪法和法律在赋予人们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对新闻自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范和限制。比如，英国法律就规定，新闻“不得藐视法庭”；法国《人权宣言》在强调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规定：“在法律限制内，须担负起滥用此项自由的责任。”我国宪法在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同时，第五十一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再次，新闻自由必须遵循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的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媒介的立身之本。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准确，必须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地报道出来，使人们对客观世界产生理性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指导人类的各种活动。马克思指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新闻要产生影响力，就必须真实，必须取得受众的完全信任。否则，新闻就会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就不能称其为新闻了。因此，新闻自由权利的行使必须以其真实性为原则和界限，不能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想怎么报道就怎么报道。

　　另外，新闻自由还受到社会伦理和道德等方面的制约，必须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承受限度。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神圣使命

　　每个国家的新闻都应为本国的稳定发展、团结富强服务，我们国家也是一样。新闻自由必须在这样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必然要承担起这种厚重的社会责任和神圣的历史使命。因此，在认清新闻自由相对性的同时，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新闻自由是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所承载的神圣使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严以律己，承担起这种使命。

　　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发展经济是第一大任务，而发展经济所必须的首要条件无疑是社会的稳定。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在行使新闻自由的过程中，增强社会使命感，把握好新闻报道的方向和“度”。如果记者只把制造社会轰动效应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陷入狭隘的牢笼而不可自拔，必将损害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久而久之，也必然被广大人民群众所鄙弃。记者的天职应该是运用新闻自由这种宪法赋予的武器去促进社会公平、伸张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而不是去制造社会混乱。我国的新闻自由必须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使新闻媒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这也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的新闻事业正逐步走向法制化的同时，新闻工作中也出现了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缺失等问题。特别是在新闻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新闻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一些新闻工作者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不稳脚跟，拜倒在金钱和权力之下。其主要表现有：刊播虚假新闻欺骗受众（其中也包括刊播虚假广告），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新闻格调不高，低俗新闻泛滥；新闻报道存在偏见和歧视，严重误导受众；“有偿新闻”时有发生；等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了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使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蒙受了耻辱。这些现象应该引起新闻工作者的高度警惕。

　　总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神圣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广大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应有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并时刻保持清醒。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06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