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请辞清华美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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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笪陈丹青，52岁，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声名大噪，被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后游学美国。

　　笪2000年，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

　　笪因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不久前，陈丹青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辞职报告。

　　每年3月是大学招收硕士博士生的时节。过去5年，每到这个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都要面对一叠报考表格，上面填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

　　“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陈丹青说，“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不过，今年3月，陈丹青不用再为此烦心了。前不久，他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原因“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

　　第一炉“博士生”全军覆灭

　　5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是“荒谬”的。但这“荒谬”很快显示了其威力———2000年，他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

　　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硕士生报考也是同样的规定。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室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与千万艺术考生一样，她在京租房，啃外语、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过关了，外语依然不及格———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而且他很快明白，这种“汰优制度”，20多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千万名老师早已司空见惯了。

　　他郑重用毛笔为类似的考生写过多次“申诉”，均“没有任何商量，被拒绝了”。那位女考生也曾去清华研究生院请求，答复是：跟你情况类似的有好多，录取你一个，其他人怎么办？所以陈丹青私下对考生只关照一句话：“好好准备政治和外语，其他都是胡扯！”而在公开场合，他愤然宣称：“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27年前，陈丹青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当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由于当时全国艺术类专业毕业生不颁发学位证书，所以，“博导”陈丹青至今没有学位，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

　　对于艺术学院开设“美术学博士生学位”，陈丹青问：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艺术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标准？由谁界分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这些问题，身为“博导”的他，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有一点他倒是很清楚：外语不及格，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断然拿不到博士学位。他注意到：当下学院的种种学位只是谋饭碗的手段。

　　挑战教条的办学方式

　　在美国待了18年，陈丹青回来一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陈丹青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写道：“‘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陈丹青不记得自己在中央美院学画的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只记得上课头天，学生们围着靳尚宜先生坐好，听先生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你们看（先生伸出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所以，陈丹青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他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他多次向院校领导指出：“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无存，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

　　痛斥艺术教育虚假繁荣

　　在陈丹青看来，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是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从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叫嚣”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而他的同事对他“非常善意”，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他的表达。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切换。陈丹青痛定之后无奈地承认：“这就是体制的厉害。”

　　事实上，陈丹青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游荡在体制之外。

　　他曾在赣南和苏北当了8年知青，在乡办企业画过骨灰盒。偶尔被当作“御用”人才借调到县上作画，画那些宣传教条的作品，绘画材料费统统报销。他早年的主题性创作《给毛主席写信》，表现一群知青决意“扎根”农村的心意，而他内心却和成千上万知青一样，盼望回城。

　　他坦率承认：“我们都是体制的合作者，当年一心想要进入体制。”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后，他终于成为准官方画家。但是毕业后留校任教才一年，他便移居纽约，一去18年，成为“资深盲流画家”。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

　　回国时他曾经相信，在体制外受得了，在体制内也该受得了。5年后的今天，他说：“我发现我受不了。要做我自己，只有离开体制。”

　　脱离体制，陈丹青并没犹豫，倒是就此事接受记者访问，颇令他踌躇了好长时间。他一再强调：这只是个人的决定，出于自己的性格。为此在社会上渲染他“退出游戏”的决定，会使他在体制内的同行面前感到“难为情”，甚至愧疚。他说：“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正派做人。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他们很难，很辛苦，我理解他们，尊敬他们。”或许因为来自那个无所谓真假的年代，又经历过另一种制度与生活的历练，陈丹青才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陈丹青说，“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文/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