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起”是社会之耻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清明期间，可以说说“死不起”的话题。不清楚“死不起”是什么时候成了一个问题的，应该也属于“新时期”出现的现象吧，那也就算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现在，“死不起”与“读不起”、“病不起”一道，并列为人们爱发的三大感慨。

　　这几天，武汉的报纸上正在追踪报道“树葬”的费用问题。树葬就是把骨灰埋在树下边，属于被提倡的“文明殡葬方式”。中华绿化基金会今年的倡议书说，树葬既可以满足人们离世后入土为安的心理需求，又可以节约土地资源，绿化国土。武汉市民政局自2000年开始推广树葬，也是基于“树葬更有利于自然环境保护，有利于净化环境，还可改变建公墓占用土地过多的状况，也节约了丧葬开支”。这个“节约”了的开支是多少呢？在武汉，树葬费用是5000元至13000元。如果采用其它安葬方式，费用比树葬更高。武汉市一位政协委员调查青山区两个社区，就有近20户家庭因为支付不起墓价，无法妥善处理亲人的骨灰，有的人只好将骨灰长期寄存在火葬场，有的将骨灰带回乡下找个地方埋葬，有的甚至干脆没有领取骨灰。

　　照彻底的唯物主义，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有没有骨灰，安葬不安葬都是可以的。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死不起”的问题，向来不像“读不起”和“病不起”那样受重视。毕竟“读不起”关系到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未来，“病不起”关系到现实的人的生活质量，而“死不起”只是关系到人的精神是否得到安慰。问题在于，读书、生病与死亡，都是人生必然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面对每个基本问题时，都总有相当一部分人发出“搞不起”的感叹，这算怎么一回事呢？

　　我并不信奉“死亡虚无主义”，不认为人死了，无论得到怎样的对待都没有区别。倘若人死了就怎样对待都可以，那么虐待尸体或者尸奸都不要判罪了。死亡是死者本人的终结，但对于活着的人却是思念的开始，传统上讲“慎终追远”，所求的并非面子，而是引导人们归于淳厚。在任何一个古人类群落中，葬礼的出现都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指征。葬仪与祭扫，归根结底是生者寻求心灵慰藉的行为，如果我们认为安葬是不重要的，也就相当于说人的心理问题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安葬重要不重要，可以言人人殊，但与“无力安葬”也是两回事，认为安葬重要不重要，是一个自主选择问题，不可能安葬逝者，是一种被迫状态。

　　“长安居，大不易”，在城市生活，死亡成本高昂，也算是“居大不易”的一个方面吧。但殡葬归于民政，而不是归于商业，就是因为“人固有一死”，不能“死无葬身之地”。而现在，墓园已经成为炒卖的对象，就连获得把骨灰用来肥田的资格，都要支付上万的费用。这样的“规范化殡葬”，与乱葬岗相比，文明了多少呢？光讲节约土地，光讲规范管理，不讲死亡处置过程中延伸的公民权利，“臭皮囊”的埋葬变成了人生最后的沉重负担，墓区的形制看起来倒是“文明”了，但社会丧葬文明的内涵在哪里呢？拿死人开刀、靠死亡牟取暴利，是丧葬野蛮而不是丧葬文明。在任何一个地方，有“死不起”现象存在，都必然是整个社会的耻辱，而非死者及其家人的悲哀。

　　如果说“读不起”与“病不起”确有教育与医疗的成本问题，“死不起”中成本在哪里呢，一方墓地，比房地产还要昂贵，墓园管理还是“民政”吗？“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这些问题不得解决，到底是缺少管理的兴趣，还是缺乏管好的条件？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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