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迟来的报告

　　王毅

　　几乎在“苏丹红”事件释放了所有能量之后，卫生部关于苏丹红危险性评估报告出来了，质检总局首次关于涉嫌企业名单出来了。从固有的程序上而言，这些措施无可非议，但从实效上讲，这些政府行为显得姗姗来迟。现实不可以假设和复制，但是我们可以感觉，也许可以评估，在公共卫生危机爆发后，采取不同措施可能导致不同的后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苏丹红事件的典型意义堪比SARS。SARS代表的是一类危害性极大，侵略性极强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于这类事件，损害巨大勿庸置疑，目标明确而且迫切，可以极大调动政府的行动。而苏丹红则代表的是一类常规性的、危害性并不确定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于这类事件，损害程度可能并不完全取决于危机本身，而是取决于危机所涉及各方的反应力度和时机。在现代社会中，后者将是食品和医药安全问题出现的常态，出现这些问题也是一国健康状况以及社会、科技进步的正常体现，必须有一种常规的机制加以平和处理，而不是每次都掀起轩然大波。

　　我们再来看看苏丹红事件的始末。在很大程度上，其曝光和进展都是媒体加以引导，而且媒体也不是铁板一块，理智和冲动同在，公正和狭隘齐飞。而政府职能部门在危机爆发之后，不能说是没有作为，但是在前期基本上是在压力下的被动行为，没有进行整体危机处理的统筹。从这种意义上说，苏丹红事件在某个阶段处于相对无序状态，使得危机影响和后果超过了危机事实。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次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宣战的契机，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也应该是一次对食品安全问题常规危机处理机制的重新审视。因为每次问题的严重程度都不可能搞得风风雨雨，即便是目前食品安全整体状况相对堪忧，我们不可能动辄活在恐慌之中。

　　这份报告确实来晚了。不可否认，在苏丹红事件中，相关职能部门的行动迅速空前，值得赞赏。但是真正具有引导性、主动性的措施，直到近2个月之后，事件开始消停的时候才不期而止。危险性评估报告中的数据早已客观存在，而涉嫌企业的名单似乎可以信手拈来，但是在事件最高潮的时候，却出自“街头巷议”。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政府职能部门的决心，但是，在这些纯技术处理上，有关职能部门或许缺乏相应的意识。

　　权威的说法终于出来了。看着它，就像看着一个亲爱的走失的孩子，在经历大起大落的情感之后，想说：“刚才你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