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撷趣：官不修衙的来由

　　一提到“衙门”一词，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是指古代的官府机构。然而古代的衙门究竟是怎样的？

　　“衙门”原写作“牙门”

　　据唐朝人封演在《封氏闻见录.公牙》、以及清朝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衙门》中的说法，衙门一词原来写作“牙门”。据说古代军队出征打仗时所用的先导旗帜都做成兽牙状，象征凶猛的野兽，为自己军队壮行，鼓舞士气、威吓敌人。这种军旗就叫“牙旗”。

　　军队安营扎寨时，军营的大门口两侧也都插上牙旗，以示威严，主帅召集部下开会传令也要在牙旗之下。因此军营的大门称之为“牙门”。

　　大约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世俗尚武，各朝习惯上往往以驻军将领兼管一地的行政事务，地方政府的办公场所和将军幕府合一，逐渐被称为“公牙”，大门也被称为“牙门”。

　　到了宋代已普遍用衙门一词来称呼政府机构。基层政府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是庞大帝国上层建筑的墙脚，具有所有政府机构的最普遍的特征。解剖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麻雀，就可以了解所有政府衙门的一般情况。所以我们将把视线集中在明清时期基层政府机构—州县衙门。

　　设在城市东北方

　　州县衙门总是设在州城或县城里，受着城墙的保护。明清时除了京城外，各地城市的理想规划格局是：在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封闭城墙圈内，有着正南正北的方格街道网。

　　当然大部分城市由于受地形或历史沿革限制，无法完全实现这样规整的规划，但基本上都有两条交叉十字形大道，把全城划成大致相等的四个大区域。一个城市的最高级别的衙门总是位于东西主干道的北侧城区内。

　　中国历来以北为尊，皇帝的宫殿都位于京城的正北方，地方城市为了迁就十字形的大道、尤其是为了避开尊贵的正北方位，衙门一般设在东北方位。

　　中国建筑强调的是群体，明清时的州县衙门建筑也是如此，它是一个由十几个院落、几十幢甚至上百幢房屋、数以百计的房间、总长度以里计的甬道和围墙组成的建筑群。

　　州县衙门不与民居相联接，在开始建造的时候都独占一个街区，周围的街道因此得名为“县前街”、“县后街”、“县左街”、“县西街”等等名称。

　　仕途上的一级台阶

　　不要认为尊贵的衙门其建筑肯定是巍峨堂皇、宏伟壮观，实际上只有新建造的衙门才是这般体面。过上个十几年、几十年，衙门建筑就会褪去它的光彩，变得灰暗邋遢。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实在不必因为看到州县衙门那副破败的样子而吃惊。在新建衙门的时候可以征收专门的赋税，有一笔专门的经费。而以后维修费用却是没有着落的，要维修就必须向上级打报告请求从每年的正常赋税收入中拨出专款，不过这样做潜在的危险是给上级落下一个“靡费”的印象，并减少国家神圣的财政收入，会影响政绩的考核。

　　当然也可以在当地征收特别的税捐，而这样做的结果会与当地绅士、财主为敌。这些绅士、财主热衷的是在本地修建文昌庙、魁星楼，以保佑本地的文运，让自己的子弟进入官僚阶层。

　　修建衙门，对于绅士、财主却没有什么现实的好处。得罪绅士、财主，由当地绅士操纵的“舆情”就对州县官不利，最终会影响州县官的仕途。

　　还有一个解决维修费用的办法，就是州县官从自己那些不入正式帐目的“陋规”收入中拿出若干来充作维修经费，不过明明可以塞进自己腰包的钱财却用来办公事，这是多么让人肉痛的事。况且州县官职务只是官员们仕途上的一级台阶，把台阶擦得太亮又有何必要？

　　又破败又闹鬼

　　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素，明清以来官场上一直流行所谓“官不修衙”的谚语，甚至认为凡热心维修衙门的官员会钉在这个职位上升不了官。所以只要衙门建筑不是太碍观瞻或有倒塌之虞，州县官绝对不会自动想起来去维修，衙门建筑也就经常是破败模样。

　　而且有的衙门建筑本身就是利用一些旧的房子。如袁枚的笔记《子不语.柳如是为厉》一文中说，昭文县(治所在今江苏常熟市)县衙门是利用著名文学家钱谦益住宅改建的。当年钱谦益决心投降清朝，他的爱妾柳如是劝阻无效自尽身亡。结果后来昭文县衙就经常闹鬼，是柳如是的阴魂不散。

　　比这更差劲的改建是清代大名府衙，原来是一户大户人家的墓道，有一次翻修时才发现地底下居然还有一个红色的大棺材(《蝶阶外史.大名府署》)。甚至有的官员还会出于种种理由来破坏衙门建筑，如清人曾七如在其笔记《小豆棚》记载郑板桥为山东潍县知县时，“莅任之初，署中墙壁悉令人挖孔百十，以通于街。人问之，曰：出前官恶习俗气耳”。

　　除了得不到经常性维修这个原因以外，衙门建筑破败模样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民众的造反破坏。衙门是统治压迫的象征，每当农民起义爆发时，群众仇恨怒火燃烧的目标首先就是指向衙门，不是烧就是拆。这样一来，衙门的寿命并不长。

　　完整保存至今的古代州县衙门，在全国一座也找不到，远远少于文庙、文昌阁之类的宗教性建筑。以至于现在只能依靠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及各类史料偶然提及的资料来复原当时州县衙门建筑的基本布局和模样。

　　文章来源：香港《文汇报》 文/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