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的行动赎罪”(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07日01:45 京华时报

　　作者：宋喜燕来源：

　　在江苏省泰州市的大街小巷,随便问一个人，不知道信访局长张云泉的很少。一个好人，一个好官———是多数百姓对他的评价。

　　他走在泰州的街上，随时都可能被人认出来。很多得到过他帮助的人、被他“教训”过的人，都在传播他的故事。另外，他也是媒体追逐的对象。

　　可以说，在泰州，乃至江苏，张云泉是一个明星，一个明星式的官员。

　　张云泉出生于1948年6月，少时穷苦，1969年参军在海军部队服役。退役后，转业到泰州。一段时间内生活窘迫，住过瓜棚、当过服务员。1983年起到泰州市信访办工作。目前是泰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

　　他获得过很多荣誉称号。他是江苏省的劳模，是2001年度全国“人民满意公务员”之一。

　　好人和好官同样重要

　　京华时报：做信访工作非常苦，面对的是百姓的哭诉、冤屈，也有百姓的不理解、埋怨。是什么支撑你干了22年？

　　张云泉：我想这跟我的出身有关系。我出身很苦，吃过很多苦，也没上过什么学。能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已经不容易了，我很珍惜。我小的时候，村里土皇帝横行霸道，欺负老百姓，那时候我恨他们。我就想，要是将来我能做官，我一定做一个为人民做点事的好官。

　　我一个农民能当干部不容易。怎么能不珍惜呢。

　　另一方面，也是我的觉悟的升华。我是当过兵的，与先烈们比，我已经很好了。在生活中，与困难群众比我也很好了。

　　京华时报：有人说你是个好人，有人说你是个好官。你认为哪个更重要？

　　张云泉：这两者之间不矛盾。我认为，两者都很重要，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在好人的基础上，然后才能做一个好官。一个人的品质不好，怎么能做一个好官呢？官的思想境界、他处理工作的水平、他的道德水准和做官必须有的领导才能，比做普通人要求更高。所以这两者之间结合是最主要的。

　　京华时报：包括你的朋友和采访过你的人，有人认为你是一个天生的信访局长。你怎么看？

　　张云泉：这是他们对我的赞美与鼓励。他们对我不了解，这种说法有些片面。能干好一项工作，是整体素质的体现。“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不怕误解”

　　京华时报：信访工作难免与各个部门有碰撞，你怎么处理与各部门的关系？

　　张云泉：主要是要和各部门的同志多去沟通。有些问题有些部门没有解决，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部门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些部门对有些情况不很了解，所以没有把它办好，也有的是主、客观条件，想做而做不到，所以事情不能解决。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怕麻烦，不想做，或者没有好处不办事的。这些情况，都有不同因素而存在。

　　遇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多到这些部门去沟通，用真情去感动人家，使他们对事情重视。如果一个问题跨几个部门，那就要把这几个部门的思想工作都沟通好了，然后才能形成合力去做。对于少数人，老百姓需要他们办的事顶着不办的，这时候我会去发火，和他们较量，面对面地斗争。这些办法都用了，再不行，就要使杀手锏：回来向我们的市领导汇报。我的领导总要支持我的工作的，你们刚才说我作为一名信访局长是没有实权的，而我们的领导是有权的，他要出面把这些部门找来，这样有些问题就解决掉了。

　　京华时报：做信访工作难免会得罪人，有没有受到过打击报复？

　　张云泉：记不得受了多少伤害了。我的身上有很多伤，眼睛也被打残了。我的自行车记不得被人扎了多少次车胎。还有一次有人把污泥倒在我家门口，我一出门摔了一跤。也有往我们家打恐吓电话的。

　　京华时报：做信访工作难免会受委屈。例如你提到说，有人拿着你的处理意见上访，告你的状。这种情况多不多？

　　张云泉：太多了。上级组织和全国很多家媒体都“调查”过我呢。举个具体例子，有一个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上课的时候对学生不负责任，自顾自讲，学生都听不懂，他也不管。学生家长们就上访。我处理了这件事情，结果是学校把这个老师调到教研室工作。这个老师就开始上访，说我迫害他。这个老师去很多地方上访，接受很多媒体采访，引来了对我的“调查”。

　　京华时报：类似这样的事情，是否会让你感觉到压力？

　　张云泉：我不会感觉压力。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不怕误解。

　　“这种情况让人担忧”

　　京华时报：你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困惑、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的无奈是什么？

　　张云泉：政策的配套性以及政策的落实性问题。例如，改制后的企业、私有企业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问题，制度如何建立。现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

　　有一次，一名私企的工人上访，我问他们的老板打算怎么解决，这个老板坐在老板椅上、跷着腿，说：上访一次，扣当月奖金；上访两次，降一级工资；上访三次，滚他妈的蛋！

　　这种情况让人担忧。

　　另外，就是有些问题依法无法处理，依政策又没有可对照的，让人无奈。例如，劳动合同解除后，工人看病的问题。有的工人患了癌症等重大疾病，看不起，找厂里，厂里说你已经离开了，没法管。厂里也是对的。但是你说找哪里？……现在这种问题比较多。

　　“我以我的行动赎罪”

　　京华时报：作为一位信访局长也会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对这些诱惑，你有没有动心的时候？譬如有人给你送钱或者送礼？

　　张云泉：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过，我不是标榜我自己，我从来都没有动过心。

　　有一次我发烧，纺织厂的一名我帮助过的女工来看我，送了4瓶橘子罐头。我算了一下，这4瓶橘子罐头10多块钱，是这个女工上两个夜班赚的钱，我知道熬夜上班的滋味。这罐头我怎么吃得下去？

　　还有一次，有两个毕业学生为工作的事情送了3万块钱。当时的情况，要是不收，面子上过不去，就先收下了，事后又想办法转回去了。那是他们的血汗钱啊。

　　京华时报：在信访工作中，你说你以你的行动赎罪，你在赎什么罪？

　　张云泉：我在赎我们的少数干部对群众犯下的罪。个别干部对群众有不公正的待遇，我要通过我的工作向群众赎罪。

　　例如，有一个村，村干部把村里的土地卖了80多万。他把这些钱借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后来带着钱带着情人跑了。村里的群众没办法来上访。有两个老人跪在我面前说：我们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我就掏了两百块钱给这两位老人。

　　我是在替那个村干部赎罪啊。不管干部大小，在群众眼里，都是干部的整体形象，他做错了事，我就要来赎罪。

　　京华时报：你一个人担得起那么多吗？

　　张云泉：随着党风好转、规章制度的健全，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做“明星”很辛苦

　　京华时报：很多年前你的事迹就被报道，你早就是一个明星式的信访局长，你是不是愿意做一个明星呢？怎么看待你自己这个“先进典型”？

　　张云泉：我一开始就跟多方面的领导同志汇报过我的想法，那时候要宣传报道我，请我到某些大会上去发言，做事迹汇报，我就不肯去。

　　我不希望被宣传，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只是做点事情，并不是为了被宣传。组织上做我的工作，认为把好的经验传播给大家，也是一种奉献。

　　从内心讲我是不愿意被树为“先进典型”的。做典型的日子不好过，找我的人（上访的人）特别多，宣传的力度越大，找我的人越多。超过了我的身体承受极限。

　　“先进”不好当啊。我去自由市场买菜都不能还价。有一次我去买菜，前边的人买小青菜一块钱一斤，到了我买，说一块二。我说你刚才不是卖一块的吗？人家说，你不是电视上常宣传的那个劳模吗？两毛钱还跟我们老百姓计较？

　　穿件衣服都有人看着你。我要是穿一件旧一点的衣服，有的人就说，你看这家伙有意弄得那么旧，作秀啊。有的场合我又需要穿着得体一点，我穿好点的衣服，人家又说，看这个人现在“抖”起来了啊！有的人就更过分了，你穿得好一点，他说：妈的这小子现在出了名，这套衣服很可能是人家送的……

　　京华时报：再过几年你也该退休了，你对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有什么期望和规划？

　　张云泉：我希望退休后过正常人的生活，做回一个平民，当一个普通老头，不要每天那么多眼睛盯着我。

　　退下来想过一点平民化的生活，就想带带孙子，拿出时间来做做家务。我也欠我爱人很多，家务事我没管过。昨天晚上有人问她，说你在家里给你丈夫打几分？她说零分。昨晚央视采访她，她说零分。我说我在机关里面年终考核无记名得分我是最高分，在家里是最低分。

　　我退下来以后还想带爱人出去旅游旅游。她是个很忠诚老实的家庭妇女，没有机会到外面去走走，我也没给她调上好工作，她退休以后还给私企老板打工，拿三百块钱一个月，受老板的气。后来有了小孙子，她在家带小孙子，也很辛苦。我想带她去旅游，出去看看，来补偿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