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的电影之旅

　　编者按：

　　4月1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发出了影片审查决定书，王小帅“解禁”后的第一部电影《青红》终于拿到了通过令。它不仅是第一部可以在中国大银幕上映的王小帅“解禁”后影片，也成为他第一部走正常程序（即先获得国家通过令再报送国外电影节）报名国际电影节的影片。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王小帅的影片《扁担·姑娘》曾经历过审片三年不过的“惨痛”经历，但这次《青红》则享受了9天两次审查的高效率。王小帅说：“经过沟通，保持了影片的完整性，很不容易。从我的第一部影片《冬春的日子》到《青红》，正好12年，按照中国老百姓的说法，一个轮回啊！12年，我终于为自己的电影拿到了‘出生证’，我希望这不是个别影片的个别现象，而是整个中国电影未来长期的走向。”

　　程青松（以下简称程）：你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时候怎么就想选择福建厂呢？

　　王小帅（以下简称王）：比较早的时候陈剑雨在福建厂，就游说我们，说我们的一个本子可以拍，23岁，傻乎乎的，觉得拍电影的留校当老师不好。留校我什么都不懂，教什么书啊。后来北影厂要，北影厂说搭一班子要两套人，其中一套有我、张锡贵、李继贤什么的，这一拨人，导摄美是齐全的。那时候还觉得挺开心，我父亲分析一下说还是应该去北影，毕竟是大厂。结果那时的厂长宋崇下来了，这个计划就泡汤了。北影厂我们没进去，就剩下八一、长春、福建3个地方了，学校让我赶紧做决定，就好像先让我挑那意思，就你学分高，我觉得福建靠海，就去了福建。

　　程：到福建厂呆了多久就走了？

　　王：福建厂是1991年去的，1990年跟张元折腾了一年《妈妈》，那时候想要做独立制片嘛。《妈妈》原来是我要导的，剧本、分镜头都是我弄的，后来《妈妈》的那个钱老来不了。

　　程：那《妈妈》是怎么退出的呢？

　　王：我跟张元商量，说《妈妈》的钱还没着落。张元说你先去。我说这样，咱们分配好了，我这边去，那边你先弄着，反正都是住隔壁，我这边如果先成，你就过来做摄影师。他也乐意，我说你这边成了咱们再说。后来我们这边乱七八糟的也没成，他就告诉我说开拍了，说你再回来拍吧，我觉得不好意思了，来回倒腾。那时候也是年轻幼稚。

　　程：后来拍《冬春的日子》的过程有多长？

　　王：《冬春的日子》拍摄的时间很长，陆陆续续将近5个月。

　　程：钱是哪儿的？

　　王：钱是张宏涛的，我们摄影系的一个同学。我向他借了五万块钱，自己兜里有几千块钱。还有一个熊强，过去武汉的一个同学。然后就拍广告，大家都帮助，还有邬迪，那时候全帮忙，一个小广告拉一帮人拍，拍完都不拿钱，把这八九万块钱省到我这儿拍这个戏。

　　程：胶片是用乐凯的？

　　王：我跟刘杰去保定弄的胶片。从北京出发到保定，在保定磕了三天胶片，保定车多，看见任何一个往南开的车就上去，上去就呆着，两人抽着烟。很快，一两站就到了，跳下来。保定站又小，沿着火车直冲前走，不往出站口走，一直沿着铁轨走，一直到杳无人烟的地方，一扭身就出去了。刘杰家是保定的，他们家离保定车站还不远，所以还不用坐车，走路到他家里，到他家一打地铺睡觉了。睡完觉弄两部自行车，我俩骑着车就去，备好了钱奔保定乐凯胶片厂，跟他们谈好了。晚上谈完回来，第二天，背着包接着用同样的方法进火车站，然后上火车，同样的方法到北京下来，骑着车回家，一分钱都没花。这样谈好了给我们胶片。

　　程：《十七岁的单车》是跟台湾的焦雄屏合作的？

　　王：对，跟她合作，她是影评人出身。我一直在试图和力图改善制片的环境，各个环节的衔接我觉得基本上做得还是不错的。焦雄屏处理得也还好，创作上也没有压力，有一点像《极度寒冷》，那个创意是自由的，只不过在《十七岁的单车》上改变了制片的环节。我在《极度寒冷》和《冬春的日子》的时候创意是自由的，但是制片的环节是不完善的，到《十七岁的单车》之后，能够维持比较好的原始创意，或者是人家鼓励你一些东西，然后再调整一些你的制片环节，包括前期策划和后期，还有到后面的行销都很到位。

　　程：《十七岁的单车》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倒不是说我要追求什么样的一种格式，反过来我是追求一个在我眼里最良性的操作环节，是我能够在心情最放松的创作环境中工作的理想，变成追求这个了，实际上也做到了。《十七岁的单车》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充分的作品，没有什么压力，是最稳当的。我现在比较轻松也比较知道我不急于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这是一个最清晰的状态。很多年了，坑坑洼洼，乱七八糟。

　　程：青春的故事总有些许的残酷意味，你自己对《十七岁的单车》是一个什么评价？

　　王：我自己觉得它巧妙。我一开始的印象是自行车变了，怎么变了呢？就是说以前对自行车特崇尚，后来我发现变了，你现在出去往往是开车走了，如果哥们说骑车回去，这个就不对了，整个停滞了。一个家庭的整个背景还是停在自行车上，以前是进步的象征，现在就是停滞了，家里有房子，有电脑，有汽车才是好的，有自行车反过来就变成寒酸了，没混好才骑车呢。构思的时候有这方面的原因，这里面自行车的功能就变了。老百姓里面，大部分的人还骑车，还有一部分也变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的自行车已经不带功能性质了，自行车越来越花哨，越来越漂亮了，有一部分年轻人骑车就是玩儿了，所以它这个价值观也在变化。我觉得，原来的故事可能就是通过找车反映社会现实，我觉得单一，现在出来这么一个人，就变成把这两种价值观念平衡地放在电影里面，来透露整个社会背景，也就是说透露变化中的中国的信息。

　　《江南时报》 (2005年04月07日 第三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