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受“教科书事件”影响的将是日本自己

　　翁寒松

　　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以一个不大的岛国，在1867年“明治维新”后不到140年的时间内，在本国领土以外主动挑起了那么多导致了几千万人死亡的战争。大规模的国与国的战争如1894-1895年对清王朝的战争（甲午战争）；1900年对清王朝的战争（八国联军入侵）；1904年对俄罗斯帝国的战争（争夺中国辽东半岛及东北控制权）；1931年-1945年对中国的战争；1941-1945年对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战争。规模小一些的如1875年入侵朝鲜、进逼汉城的战争；1894年全面入侵朝鲜、使朝鲜沦为日本半殖民地的战争；“一战”期间乘机对德国发动争夺中国胶东半岛控制权的战争；1927年针对中国北伐军的战争（济南惨案）；1938年对苏联的张鼓峰战役（苏联称哈桑湖战役）；1939年对苏联的诺门坎战役（苏联称哈勒欣河战役），等等。在这些战争过程中，日本不仅侵占了中国、朝鲜，还侵占了新加坡、菲律宾、缅甸、越南、泰国等许多国家。而且在战争期间，日本军队根本不顾国际法和起码的人类道德准则，干下了许多可耻的、骇人听闻的坏事，典型的有南京大屠杀、在谈判的同时偷袭珍珠港、虐俘的“巴丹死亡行军”、用活人做细菌战试验、屠杀5000多平民和外交人员（济南惨案）等等。虽然日本在1906-1930年间看上去似乎“中规中矩”，但实际上它一方面在国外努力“消化”已攫取的“新领地”，对朝鲜、台湾等地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利用从中国劫掠的甲午战争赔款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3年的财政收入，此外又有“庚子赔款”、胶东半岛“赎金”等巨额不义之财）大力发展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为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做准备。而当这新一轮的侵略战争自1931年中国“九·一八”事变开始以后，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人民，都充分领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和凶残。

　　在世界历史上，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历史上分明干了那么多罄竹难书、铁板钉钉的坏事，却居然随着国力的强大、“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不仅不承认自己干过的坏事，反而说自己干的都是好事，同时把坏事都推到别人身上，而且还用中学教科书的形式来加以“说明”和“澄清”。例如日本新版教科书把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说成是对亚洲人民的“解放”，和6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黄种人打倒白种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模一样。又如新版教科书把为了灭绝朝鲜文化而强迫学校只许教日语，以及勒令百姓不许说朝语和“创氏改姓”使用日式名字，硬说成是朝鲜人欢迎使用日文和日式姓名，完全不顾1945年光复时朝鲜民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砸掉写着日本名的门牌、恢复“金”“朴”“李”等祖宗姓氏的事实。再如新版教科书举出东京大轰炸等史实而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丝毫不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内在因果关系。

　　在世界历史上，又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居然把前辈犯下的罪行硬往自己身上扯，还要将它作为一种民族魂之类加以祭奠，而换了别人一定是唯恐洗刷不清、避之不及的。早在60多年前“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人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想不到看上去个子矮小、彬彬有理的日本人，居然会如此疯狂和凶恶。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时至今天日本一些人仍然在不断制造这类“想不到”，即一个在技术上如此聪明的民族，在政治上却又如此愚蠢连这个常识都不懂：一个民族当然应当尊重自己的历史，敬重历史上做出贡献的先人；但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有光明面和阴暗面的；如果“尊重历史”到了对历史的阴暗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地步，而且在方式方法上到了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程度，那就是错上加错了；而一个不认错、瞎狡辩、自欺欺人的民族，不是在尊重自己，而是在糟践自己，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别人的真心尊重。

　　日本当局在教科书等问题上越滑越远的直接后果，是日益损毁同亚洲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和韩国的合作基础；由于日本帝国“明治维新”以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更因为现在的日本当局公然美化这段历史的言行，迫使人们不能不把现在的日本当作旧日本的羽化物加以看待和防范，这将给日本未来的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从表面上看，日本已成为一个经济技术大国，而且背后有美国撑腰，似乎可以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感受和合作不管不顾。但这只是一种头脑发热后的错觉。事实上，日本的命运始终和中国等亚洲国家紧密相连；只有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处理好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它才能在21世纪成为持续发展的经济大国和真正的政治大国。回顾历史，“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努力“脱亚”，既达到过世界强国的巅峰，也曾跌近于亡国的深渊。虽然其中都有美国因素的作用，但它的“腾飞”或“跌落”本质上都是缘于和亚洲国家的互动关系，其中对华关系构成了日本命运起伏的重要轴心。比如说，如前所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快速发展看起来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但实际的物质支撑却是它依据侵华战略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掠夺，而美国等西方列强主要扮演的是遏制它的角色；“二战”中日本敢于并且能够向美、英、法发动军事进攻，侵占南洋、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还是靠的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掠夺。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日本仅从东北掠走煤22300多万吨，生铁1100多万吨，钢580万吨。仅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掠走粮食3660多万吨，其中1130万吨运回日本、500多万吨充作关东军军粮；正是由于日本对华的侵略掠夺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战，并经过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努力，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而最终宣告了它的对华侵略政策的破产；同样是由于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战，导致美国停止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和中止日本人移民美国，并且以多种形式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迫使日本实施“南进”战略强夺橡胶、石油等战略物资，并最终遭到惨败；战后，虽然日本已没有心力主动地想它那个“征服朝鲜、满蒙、中国”的“宏伟战略”，但它的很多利益兑现，还是“被动地”来之于亚洲发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冷战”因素；时至今日，日本之所以能够和美国订立什么安全协定，插手台海事务等等，仍是因为它的对华不良用心与美国的对华战略相吻合。总之，无论是主动“进取”还是“被动”“揩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历史发展轨迹，始终都是围绕着对华政策和亚洲事务打转转的。

　　这种“历史的宿命”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日本正确总结在对华关系上的一再严重失误的必要性。遗憾的是，日本没有看清这一问题，仍然以仇华的心态来确定对华关系的基调，并一味地想假美国之手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教科书事件”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表现。这样下去最受伤害的其实只能是日本自己，因为作为一个残暴地侵略过他国却还以德报怨的国家的不良用心和举动，只能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又一次暴露出狭隘自私、无情无义、狂妄自大、凶恶狡猾的劣根性，从而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日益孤立自己。日本要想成为21世纪具有良好道德形象的政治大国，至关重要的是要正确解决中日关系。而正确解决中日关系就要正确认识两国关系的历史；正确解决中日关系就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遗留生化武器、“二战”劳工、“慰安妇”、战争民间赔偿、领土领海争议等等；正确解决中日关系就要以睦邻友好态度和国际合作精神合理共享全球资源；正确解决中日关系就要远离军事联盟和扩军备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