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之检讨

　　4月5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表示，赞成一些省份制定的煤矿事故每位遇难者赔偿标准不低于20万元的做法。此前的3月21日，云南省省长签署并发布了《云南省煤矿安全事故伤亡赔偿暂行规定》，大幅提高煤矿职工安全事故伤亡的赔偿标准。这前后，辽宁、陕西、山西、贵州等也分别出台相关法规，规定因煤矿事故造成的人员死亡，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这些行政法规的出台，是对煤矿职工生命权的有力保障，是令人欣慰的现象。

　　然而同样是煤矿事故死亡，发生在山西、云南等省，遇难者的家属能够得到不低于20万元的赔偿，而发生在其他地方，有的却只能拿到不足10万元的赔偿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李毅中表示，国家虽然制定了安全生产法，但这部法律以及相关的条例里只写明事故赔偿的责任，却没有写明具体赔偿标准。

　　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规的不健全和滞后，造成生命伤亡的赔偿不仅存在地域差别，也存在城乡差别、行业差别，例如，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最高限额达到80万元，而铁路部门对每名旅客人身伤亡规定的赔偿最高限额却只有4万元。这些差别暴露出我国的生命权赔偿法律制度的局限。这种局限体现在我国有关生命赔偿法律的不统一，部分法律法规的“老化”，以及一些行业部门为了保护本行业的利益和发展，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受害人的生命赔偿权利。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涉及到生命权赔偿的，大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保障生命权的原则，是站在受害人的立场上。但其中一些法律法规在涉及到赔偿标准时，却有明显的偏颇。例如《国家赔偿法律》和高院的《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受害人的赔偿，应该根据当地上一年的平均收入水平。这就忽略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别。

　　而行业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虽然都以最高限额的形式规定对伤亡旅客的赔偿。但这些法规都是十年前、甚至更久以前制定的，对于改进和更新这些法规，一些部门却非常不积极。而这些行业在遇到事故伤亡理赔的时候，无一例外地按照自己部门的行政法规执行，排斥其他法律的管辖权。就在3月初，2004年“11·21”包头空难的一些遇难者家属以“行政不作为”的名义将民航管理部门告上了法院。遇难者家属表示不能接受航空公司的赔偿方案。民航部门制定的赔偿方案是根据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132号令，每名旅客伤亡赔偿金最高赔偿限额7万元。而遇难乘客家属认为，12年过去了，我国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了近5倍，民航业的总收入增加了近6倍，航空公司还在执行12年前的赔偿限额，显然有失公平。

　　我国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生命权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课题，而规范法律的适用、规范赔偿标准和赔偿范围，以及更新或改进一些“老化”的法律法规，在当前都显得非常必要。

　　3月底，在《中国律师》杂志社主办的“包头空难”法律研讨会上，著名法学家江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等专家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法律法规的赔偿限额无法体现对事故伤亡人员的保障。专家们呼吁，有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快改进和完善相关的行政法规，提高赔偿限额，有效地保障事故伤亡人员及其亲属的生命赔偿权。

　　（作者单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