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汉字表达民族感情

　　周杰伦的歌曲被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曲目引发争议余波未了，近日，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的诗歌篇中，又收入了罗大佑的歌曲《现象七十二变》，让歌曲再次成为娱乐关键词。为此，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这位被喻为华语歌坛精神领袖的音乐人罗大佑。

　　只想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记者：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学语文》收入了您的歌曲《现象七十二变》，此前崔健的作品也曾获得这样的荣誉，对此您怎么看？

　　罗大佑：我写歌一向都是有感而发，强调言之有物，哪怕是情歌也有很深的寓意，不是简单的风花雪月。其实我的《童年》和《明天会更好》很早就被选作了音乐教材。音乐人有这样的荣誉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唱出了一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情感和心声，也只有这样的歌曲才会不断被流传下来。这件事是别人赋予我的，我一般都不会介意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音乐，我只会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歌是语言的花朵量

　　记者：在华语歌坛能够被人崇拜、称之为“教父”的歌手，可能除了内地的崔健和您之外还没有别的人。对于歌迷的这种神化、这种推崇，你怎么看？

　　罗大佑：觉得压力蛮大的，因为我毕竟只是个写歌的人，唱歌的人。我基本上就把我们这个行业当作是一个媒介，音乐灵感来了你就得把它写下来，像我早期的《童年》《闪亮的日子》，到后来《光阴的故事》，一直到《你的样子》《鹿港小镇》。比如说，我在写《鹿港小镇》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去过鹿港的，但是我知道很多从中南部离乡背井到台北的人。那个时候的离乡背井是到另外的都市，现在的离乡背井就是出国留学，你肯定是远渡重洋去欧洲、去美洲求学。假如你可以抓住人、人性的相同点的话，你就能成为被神化的歌者，这个其实就是我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其实就是表达人的感情，把人的感情表达出来，让他们在这种苦闷、压力蛮大的竞争很厉害的社会有一种可以宣泄情感的地方。

　　歌是语言的花朵，我们这种语言已经盛传了几千年。对于我来讲，能满足的一点是怎样让新的一代、更新的一代、再更新的一代年轻的作曲家出来。

　　“音乐教父”的称号不是我要的

　　记者：您的艺术成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度了，近年来您多次在内地演出、宣传，于是渐渐出现了一些批判的声音。面对各种不同的声音，您自己怎么看待？你为什么不能像周杰伦等歌手那样一年推出一张甚至几张唱片？

　　罗大佑：首先，就没有人应该站到神坛上去，都是人嘛！大家要表达的东西都是人的情感，而我表达的则是自己对整个环境的感受。在各种社会环境中，都不应该有人站到神坛上去，所以有人骂我我也欣然接受了，因为我要走下大家为我搭造的“神坛”。从早期大家叫我“抗议歌手”“黑色旋风”“年轻的代言人”……我都一概否认，因为这些称号是有“危险”的，包括后来的“音乐教父”，都会给人很大的压力，它们不是我想要的。其次，我的目的就是要写歌，写出大家能够喜欢、甚至愿意翻唱的作品，当然我还要用它作为我生存的工具，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工人了嘛！我总要有一个谋生的方式吧！创作音乐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做一件自己能够喜欢的事情就应该受点苦，面对一些压力和舆论。有时候在旋律上你可能会有一个关卡过不去，所以你必须要等待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需要和大家接触，感受生活，我罗大佑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呀。我自己感觉一个阶段性的时期过去了，或者自己可以表达出来的时候，才会制作一张唱片，当然这个过程往往是漫长的。所以大家可能会10年才等到我的新专辑，但是我想它是有质量的。其实我可以“高产”，但我要对自己的音乐负责，这也是我

　　“晚节不保”的一个原因。

　　谁是 20年后的罗大佑

　　记者：很多人都关注“ 20年后谁会成为罗大佑”的问题，你认为谁会有类似你这样的使命感，所写的歌也会入选教材？

　　罗大佑：你刚才提到了周杰伦、陶哲，他们都是不错的人选，我们都得给他们时间。音乐是一种实践出来的艺术，它得靠时间积累。对我们来讲，一首歌它流传多久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强调一点，它在排行榜第几名对于我来讲没有比这首歌流传多久重要。因为一首歌花这么多时间去做的话，它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体现了，好的歌曲记录着他活着的那个时代。有一天当你回头来看，你会知道这个时代起码是有一些歌存在的，因为没有歌的民族是寂寞的。当你回头去看，听这些歌的时候，你会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之乎者也》、出《鹿港小镇》，那个时代的人是怎样表达他们的感情的。你回头去听，1940年人们听周璇《永远的微笑》、听《天涯歌女》，那个时代他们的声音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人是怎样表达思想感情的？那个时候录音机是怎么样的？你会知道那时候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是怎样的，对我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怎样在有限的生命里做出一些超越的东西，对我来讲只有音符能做到。我想我是在用汉字来表达这个民族的感情。我以前一直没有想到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更广泛一点来讲，我是一个用汉语来表达民族感情的人。

　　本版撰文新报记者翟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