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集粹：国资流失与权贵资本的滋生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清华“四大导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按理说，陈寅恪要任清华教授，起码得拿出几篇像样的论文来鉴赏和证明一下。但遗憾的是，当时的陈寅恪没有。陈寅恪成了一代国学大师。如果根据上海交大等高校的用人体制和评级标准，陈寅恪恐怕连讲师都当不上，更别说成为正式教授了。

　　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和民曾撰文指出，当前反腐败尤其要警惕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利用、钱权联合的进一步加深。“官商勾结”，甚至于像张桂林的那种“集官商于一身”，这不仅仅是国家权威的缺失，更严重的是，它给“权贵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发酵和膨胀提供了空间。当张桂林的那些亲戚朋友利用自己与官员的特殊关系，或通过腐蚀政府资产管理者而取得特权时，他们很可能就会异化为“权贵资本”。

　　当代生活报：从处女卖淫到弱智女通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乡西云寿村村民杨月仙从去年6月至今，一直沉浸在迷茫中，因为她怎么也搞不懂：智商只有42（远远低于儿童智商）的女儿邬晓晨在2004年6月15日被邻居强奸后，居然会被有关部门鉴定为有性防卫能力。女儿遭到奸污的屈辱后，不但连个公正的维护女儿清白的说法难以讨到，甚至犯罪分子也因为通奸不构成犯罪而逍遥法外。让弱智女通奸，这才叫“能耐”。

　　在一张纸上按下手印，韩国来的人参丸就可以免费吃三年。高兴不已的浙江农妇沈新连本以为是“政府关心农村老人”，却不知道自己正在给人家做药物试验。如此沉重的“赌博”，搞试验者却利用农民医药知识的欠缺和占小便宜的心理，按个手印就打发了试药人的知情权，免费吃药这点“恩惠”就收买了农民的生命健康，不花一分钱就完成了隐藏着暴利的人体试验。

　　湖南嘉禾有一群人，他们非官，却什么都“管”；他们经常具名举报在任官员，喜欢对地方大小事情品头论足。但当记者问及他们“成功率有多少”时，他们的回答却是“没一次成功，可以说白费心机”。“草根力量”缺少一个得到承认的组织，散兵游勇式的单打独斗很难真正地解决问题。笔者以为，这就需要更多的人理解他们并为其创造出一种更适合同政府“较真儿”的环境，并形成一种固定的“为公众维护利益”的模式。

　　在中国底层民众的心中，对政府历来有两个迷信：一是迷信政府官员具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凡事会主动站在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的立场上考虑；二是认为政府明察秋毫，无所不能。因为这样两个迷信，所以许多民众在遇到问题甚至冤屈时，不敢也不愿对政府表示质疑。　市委书记的公开道歉，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两个迷信。什么是道歉呢？道歉就是承认错误，就是承认官员并不是天然的更高尚，也不是天然的更能干。

　　这些年，电信、银行、铁路这些垄断行业，无一例外地置身于“十大霸王行业”之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加之行政强制力的支持，造就其持久不变的霸道和刁蛮，想要与这么个“托拉斯”巨人抗衡，绝非易事。希望通过法律约束制裁垄断行为，恐怕尚待时日。此时，消费者与“托拉斯”巨人的博弈，将是一个漫长过程。眼下能见的进步，是垄断者对舆论的重视。当然，这种重视远没到欣然接受民意的地步。

　　从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的自身利益考虑，拒绝承认房价虚高显然是意料中的事情。房地产金融研究学者尹中立直言，“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与国外不同，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另一位打压房价的领军人物易宪容博士更是鲜明地认为，地方政府通过自己掌控的土地垄断、政策指引及舆论导向，制造了房地产价格只涨不跌的价格预期，成为高房价最坚定也最有力的支撑者。

　　每每听到某教师以多么强劲的科研实力破格晋升教授，某教师年纪轻轻就撰写出高质量论文荣获国际大奖，我们会异常激动且自豪。而在上海交通大学，晏才宏老师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寓教于乐，以一杯清茶、一枝粉笔在三尺讲台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可和真心怀念，这样的教学型大师同样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高校既要科研又要教学，当我们景仰科研大师的时候，也期待出现更多像晏才宏这样的教学大师。

　　时下，某一课题、计划要列入“建设”之域，首先便必须贴上“重大”、“跨学科”、“全国或国际领先”等等标签。为了获得入场券，申请者不得不充分发挥想象力，竭尽组合、包装之能事。学术的发展不是靠人为地“设计”或刻意地拼凑所谓各种宏大项目，不能追求形式上的“一流”、表面上的效应。

　　4月4日某体育报以《丁俊晖：打球有钱挣读书有啥用为奖金要赢》为题的报道掀起了轩然大波：在中国斯诺克台球公开赛上赢得冠军的台球“神童”丁俊晖，由于“读书有什么用？将来毕业了还不是要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会待在家里让父母担心。我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现在我打球有钱挣，挺好的”这样一段被记者断章取义的话，似乎成了新读书无用论的代表，大有混淆视听之虞。

　　无论经济成本抑或社会成本，“禁放令”的成本都恰与这一法令的民意基础成反比关系，即民意支持度越高，则执法成本越低，反之亦然。回顾一下“禁放令”实施12年来的历史不难发现，此法初行时，其禁放效果远好过现在。然而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复杂变化，民族文化传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迅速回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禁放令”的执法成本逐年上升就是必然的趋势。而以“执法成本太高”为由改“禁”为“限”，也就是对民意的间接回应。

　　卫生部于昨日发布了《苏丹红危险性评估报告》。该报告最后得出结论：对人健康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偶然摄入含有少量苏丹红的食品，引起的致癌性危险性不大，但如果经常摄入含较高剂量苏丹红的食品就会增加其致癌的危险性。公告、报告的公开发布，需要权威性，需要“一锤定音”，而不是七嘴八舌，朝令夕改，这需要评估机构和专家们在发布之前对结论近乎苛刻的谨慎、缜密、精确和科学要求，才不至出现大众的“信息焦虑”和专家权威报告的“信息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