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目字管理”与百年树人

　　上海交通大学普通教师晏才宏3月12日去世，交大校园BBS上，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这位老师的死还引发了争议，他的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赞扬，但由于没有论文，去世时还仅仅是个讲师（见《新京报》4月5日）。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曾有着同样际遇的一位老师的调侃：“我就是学士导师。”这也让人们再一次反思大学中数字化管理的弊端。之所以说再一次反思，是因为刚刚发生了陈丹青对研究生招生体制的反思，人的艺术性情都被“量化”、“表格化”了，而这些都是假科学管理之名。

　　这些都典型地体现了韦伯对现代性的预言和诊断，他认为现代性就是理性化的“去魅”，通过计算以及信息的收集和记录实现对世界的控制。现代人被困在由理性的铁栅栏制成的牢笼之中。

　　如今的大学也在“改革最后一个计划经济的死角”口号下，渐渐进入到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模式之中。大学体制对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两个目标越来越厚此薄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科学研究有论文数量这样的硬指标，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学却难以量化。所以老师们把教学当成副业也就见怪不怪。有人说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晏老师的言行“不合时宜”，这是大致不错的一个事实判断。晏老师为方便接待学生，贷款在校区旁买了新房，并专门辟出一室作为“答疑房”。这些又怎么能够在评职称的时候量化呢？而这一切都在高校的激励机制中缺席了，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样的亲密关系渐渐成了一种回忆，教师和学生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非人格化的关系。

　　大学的数字化和正规化，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愈演愈烈。如今没有博士学位恐怕很难谋得一份大学教职了，哪怕你学富五车。当年蔡元培对仅仅中学毕业的梁漱溟的聘任也成了一个神话。如今很多大学都规定博士在读期间必须有几篇文章发表在指定的核心期刊上才可进行论文答辩，有学者认为这类似于“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写诗，已经引起了敏感的知识人的不满。曾有一位教授愤然辞去“博导”一职，原因是他的博士生未能按规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无法取得答辩资格。而已经取得教授职称的老师也要为论文数量劳心烦神，甚至造成了名教授剽窃自己翻译的作品的丑闻。美国学术体制中的“不发表就完蛋（publishorperish）”的焦虑已经传遍中国高校，而“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慢工出细活已经不合时宜。在此背景下，太少的老师愿意去体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的传统。

　　正如大学也分研究型大学和非研究型大学，专业也应该有非研究型专业；而研究型大学里的研究型专业同样可以有只专注于讲课的老师。事实证明，后者的难度和挑战性并不亚于前者。在笔者的求学生涯中，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可以发表论文的学者太多了，可是课讲得好的老师太少了。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学生非常喜欢的一个社会学教授每次开课都在几百人的大教室，每周大家都可以听到他对中国社会独到、犀利、幽默的分析，而到了需要成果的时候他却没有完成，抱着自己参加电视访谈的一堆录像带对校长说：这就是我的成果。他和晏老师一样不愿意拼凑所谓的学术成果，不写论文对于他们来说是对学术的敬畏，或者是对于自身的一种不同定位，可惜许多大学不能认同这样的定位。

　　如今的数字化管理加强了效率和可操作性，可是晏讲师所引发的争议，再一次凸显了数字的冰冷无情。或许人们可以期待，哪怕是在数字化的框架下，我们也有必要在关注论文数量的同时，关注一下学生为老师打的分数。

　　作者：郭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