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说粥

　　粥和饭，从本质讲，并无不同，只是水放得多寡而已。

　　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谱》里作了一个权威的论定：“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尹文端公曰：‘宁人等粥，毋人等粥。’此真名言，防停顿而味变汤干故也。”

　　食粥一事，中国旧时文人笔下时常涉及的。宋代费衮《梁溪漫志》里，有一篇《张文潜粥记》，讲得最透彻了。“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

　　这与宋代陆游的一首《食粥诗》，主旨上颇为相似：“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他们所以把食粥提到养性命，求安乐，得长生的高度，其实，这是和我们中国这个农业经济社会靠天吃饭，经常因天灾人祸，十年九荒造成的粮食匮乏状况相关联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的“稀”，也就是粥。这种农家饮食习俗，并不表明种田耕地的农夫，不习惯一年到头天天吃干饭，而有喝粥的瘾。非也！问题在于忙时吃干，闲时也吃干，到了青黄不接之际，瓮空罐罄，无米之炊，巧妇难为，那勒紧裤带的日子就难熬了。

　　张文潜、陆游的食粥，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寒文人于困顿中的超脱，于窘迫中的豁达，于匮乏中的安恬，于平淡中的自适。他们笔下的粥，就不仅仅果腹之物，而是精神上的自我宣示了。

　　苏东坡由湖州任上量移密州，调差之际，曾约秦观、参寥同游镇江金山寺。由于当日随后风浪大作，船只无法返航，遂留宿僧寺，在那里，他作《大风留金山两日》诗一首。最后两句为：“潜山道人独何事？半夜不眠听粥鼓。”

　　所谓“粥鼓”，就是寺庙清晨传膳的击鼓声。

　　此时的苏轼，由于经受不了官场的倾轧，小人的排挤，主动要求外放，离开朝廷，放浪江湖。初初领教到失落，冷淡，白眼，排挤的滋味，能够切身感受平民的心情。这才使他在僧寺里与众和尚在一起，饿着肚子等待清晨那顿粥时，既亲切，又迫切的体验。文人要放不下架子，而且太快活，太优裕，经常处于酒足饭饱，声色犬马，桑拿按摩，三陪服务的大满足中，是不容易体会到饥饿、贫穷的真情实感的。

　　苏轼另一首求粥的诗：“老我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杖君家去。”这时候的苏东坡，已经是饱尝人情冷暖，深知世态炎凉的一谪二贬之人，更是坦荡无遮，文人本色。这种闻粥而去的落拓不羁，浪漫情怀，多少是他身处逆境中的精神抗争了。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什么人能跟什么人相通，来往，交际，接近，是有其规律的。看《水浒传》便可知道，凡赞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汉，才聚齐到梁山泊；淡茶一盏，薄酒一杯，小菜一碟，谈诗论文，肯定是《儒林外史》中文人雅士们的集会；而吆五喝六，猜枚行令，觥筹交错，水陆纷陈，不消说，在座的便是些《三言二拍》里官佐商贾，市井小人，酒肉朋友，饮食男女之流；若是听到抬轿吹拍之声，捧场喝彩之词，帝王伟大，长官英明，上司正确，老爷英明，便知是《官场现形记》里的盛会。

　　道理很简单，彼此同为肉食者，脾性能接近；大家同是喝粥者，心情易相通。

　　旧时文人，很提倡甘于清苦的精神，在《颜氏家训》中，提到了一位叫裴子野的文人，说他“有疏亲故属”，凡“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只有自己饥饿过，才能体会别人饥饿的痛苦，裴子野与众亲友一齐捧碗啜粥，那是充满了人情味的温馨场面。同样，从郑板桥《家书》看到，给他弟弟的信里说“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也可知只有自己清寒过，才能了解别人清寒的窘境。中国文人与粥，这种不同一般的感情，都由于他们自身的贫苦体验而来。正因如此，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里，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间的疾苦。

　　由此看来，若曹雪芹一直过着“钟鸣鼎食”、“锦衣饫食”的生活，未必会写出《红楼梦》来，他的文友敦诚、敦敏兄弟，在诗中说到他贫居北京西山时的窘迫景况，“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使我们知道他是文人中的“食粥族”，正由于他家境没落以后，处在生活贫穷线上，才了解到人世的沧桑，时世的艰窘，仕途的险恶，命运的坎坷吧？

　　敦诚的诗，自然有诗人的夸张成分。曹雪芹那时的确生计艰难，但尚可以到小铺去赊二两酒，看来，还不到只是以粥果腹，舍此别无其它的地步。因为，按常理，即使再薄的酒，也比再稠的粥多费上几文。何况中国人喝酒，最起码要一碟花生豆吧，连斯文扫地的孔乙己，还以茴香豆下酒呢！若以郑板桥自叙的“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顿无下顿的七品县令吗？要饿得两眼发青，曹雪芹写不出《红楼梦》，郑板桥也画不出墨竹了。然而，他们过着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无疑问。在物质水平上，与大多数人相同，因此在认知上，更接近劳苦大众一些，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那些戴着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里的作家，一天到晚打饱嗝，从无饥饿之苦，穷困之痛，也就难以与喝粥的中国大多数人共鸣，便一点不奇怪了。

　　中国旧时文人，由于喝粥的结果，多半喝出一个淡泊的精神世界，实在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他们或坚贞自守，或安贫乐道，或充实自信，或知足不争，但在他们的笔下，却总是程度不同地要发出对社会，对民众，对国家，对世界的真实反响。有的，哪怕为之付出生命，也要说出大多数人想说的话，这就是喝粥文人与大多数喝粥普通人的心灵感应了。

　　文学，要都是风花雪月，虚无缥缈，没有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恐怕也够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