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的惩罚理应适度

　　17岁的小晔因一念之差抢了他人的手机，犯下抢劫罪。可喜的是，法院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设下3个月的考验期，并发布“社会服务令”要求他到工疗站为智障人士无偿服务30小时，再根据其表现量刑。据称，这是广东法院发布的首个未成年人的“社会服务令”（《信息时报》昨日A04版）。读罢报道，笔者不禁为社会服务令制度叫好。

　　提起社会服务令，喜爱娱乐的朋友或许有印象———两年前，那场闹得轰轰烈烈的香港歌手谢霆锋顶包案，结局就是，万人迷谢霆锋虽然串媒妨碍司法公正罪成，但只被判2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而一名涉案作假的警员却要坐牢半年。当时就争论四起，有人说，判罪太轻，凭什么名星违法只要作义工就可“赎罪”；支持者则认为，年轻人一念之差犯错情有可原，理应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抛开法理上的争论不谈，谢霆锋这两年的变化倒是有目共睹的，那个轻狂不羁的小“剌头”沉稳收敛多了，其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其实，像上述报道中提到的小晔这样的少年犯，本质品性并不坏，绝非大奸大恶之徒，只是因为家庭或社会教育关怀的部分缺失，受人教唆而一念之差犯罪。如果法院按照常规作法，根据刑法条文量刑判罪，将他们送进监狱，在高墙铁网内以自由和青春为代价，换取重新做人的机会，虽然合理合法，但可能引发不良的副作用。一些留有案底的青少年重新走入社会后，难免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考学、求职、工作、晋职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成为他们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有些人甚至因此自暴自弃再次犯罪坐牢。这类“再进宫”、少年犯变成惯犯的例子并非鲜见。对于这些人来说，“冲动的惩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而社会服务令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这种副作用。一方面，少年犯要接受司法机关和学校家庭的监管，其行为受到相应的约束和限制，达到惩罚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参加公益性服务活动，在社会环境中修正和树立正确的其人生观、价值观，达到治病救人的教育目的。

　　虽然小晔的尚未开始社会服务，他的最终判决也要三个月后才见分晓，但笔者相信，已有悔过之心的他不会令人失望的。而且，社会服务令也应早日推广开来，让更多的小晔们有更好的改过自新机会。

　　掌门人语：问题随之而来：如何防止有人利用“社会服务令”钻空子，逃脱留案底的惩罚———这也是“谢霆锋案”的争论焦点之一。

　　（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