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证”在实践中的三重困境

　　没有直接证据，法官能否判案？日前，上海市杨浦区法院就通过法官的“自由心证”判决了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中，关于被告方是否被胁迫而写下保证书并无直接证据所能证明，但法官根据案情分析，被告被胁迫的可能性完全高于没有被胁迫的可能性，所以最终认定胁迫成立，保证书无效。（4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自由心证是法官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根据一定的规则和案件审理中的资料状况，基于自由的判断形成心证，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笔者所下定义）。可以看出，自由心证给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有学者称，“自由心证主义是对法官的一种解放。”这是有道理的。

　　不过，对于产生于特殊的资本主义时代背景、在资本主义完备的法律体系下完善起来的自由心证原则，如果移植到中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之中，却有着相当大的麻烦，至少存在三重困境。

　　困境之一，法律体系不完备，相关规则不健全。应当说，自由心证是人类法制史上的先进原则，也是我国诉讼程序史的必经阶段。但是，如果在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相关规则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引入自由心证制度，则很可能造成自由心证被滥用的危险。先进的制度，也同时需要先进的制度进行约束，而在我国现阶段，尚无先进的法律体系和相关规则支撑“自由心证”的广泛实践，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基础条件。

　　困境之二，法官素质普遍不高。法官素质，包括了法官的文化修养、法律素养和道德水准。在这一方面，我国法官欠帐太多，文化修养不足、法律素养不够，甚至少数法官道德水准低下。而自由心证原则的运用，需要法官能有着良好的道德情操，依据法律和公正良心对案情进行分析，如果在文化、法律、道德这三方面有太大欠缺，“心”受到文化、法律、道德的左右，是无法“自由”完成“心证”的。

　　困境之三，尚未形成普遍的社会法治意识。整个社会法治意识的形成，对法官的审理和判决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如果法官不能以法律和公心进行审理和判决，社会的舆论将使法官面临多重压力，而这个压力建立在社会对法律的理性之上。对于“自由心证”而言，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民众的法治意识，是对法官最好的制约和监督。但在目前，我国社会的整体法治水平尚未达到能理性、有效监督执法者的程度。

　　在三重困境下，“自由心证”在难有“自由”中太过“自由”，必然会产生多重的弊端。因此，上海这一“自由心证”的例子，只能作为特例，起一点启发作用，而不能将这一做法当作经验进行推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四条中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这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还是以事实证据方式为证据主要方式为好。

　　读过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个老师，很是偏心。有一天，班上的一个穷人家子弟上课时打瞌睡，老师一见，走过来二话不说，就是一个巴掌，同时还出声怒斥：“不长进，拿了书本就想睡觉！”穷人家的子弟，被打没话说，低头思过。有一天上课时，班上的有钱人子弟，也在打瞌睡。穷人家子弟看在眼中，心想，这下该轮到有钱人子弟被打了吧！没想到，老师走过来，又是一个巴掌朝穷人家子弟的脸上打了下去！“你看看人家，多么用功，连睡觉都还拿著书！那像你，一拿到书，就想睡觉！”

　　如果条件不具备而行“自由心证”，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如同这位偏心的老师，一切皆随我心，同样的事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正义也就飘忽不定了。(稿源：红网)(作者：廖德凯)(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