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

　　书摘

　　孔东梅　著

　　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井冈山上的初识和甜蜜

　　整整75年前，1927年10月，也是深秋时节，我外公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井冈山。那年盛夏八月，我外婆贺子珍随永新暴动队伍步行百里上井冈山。两个革命者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相见、相识、相恋的。当时，18岁的外婆是井冈山上惟一的女战士。

　　在人烟稀少的万山丛中见到外婆这位“永新一枝花”，外公愣住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外公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呐！”他握住外婆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外婆记得：当时外公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个头很高，很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他的睿智、温和与毅力。他的脚走路有点不得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了脚，没有及时治疗，伤口化脓了。

　　我的外婆又是一位热心肠的人。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发现了他磨伤化脓的脚，当天就不由分说为他擦洗换药。这件事外公一直记得。外公明白：这确实是一位今后可以与自己共同战斗的好姑娘。不久，为摸清永新敌人的情况，党组织派外婆与同志秘密下山深入农村。经过严酷战斗的考验，外婆在群众掩护下脱险后完成任务。在外公心中，这位美丽、纯洁、勇敢的女战士已经完全符合革命者的要求了。

　　1928年春，外婆和外公先后来到井冈山下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改革。当地客家方言难懂，外婆是外公的翻译，两人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

　　我的舅婆李立英告诉我：“主席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

　　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当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这个人(欧阳洛)很有才华，写得一手的好字，是江西的一个领导人。但是贺子珍对任何人都没有表露过。

　　主席懂得她，她想这个人。后来主席告诉她，这个人(欧阳洛)已经牺牲了。他到什么地方去开会，被敌人抓到，杀害了。这个人很有才华，是我们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是贺子珍的领导。贺子珍看重他是因为他博学多才……后来证实确实死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1930年被捕牺牲)。

　　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天，主席、朱德等人在开会，贺子珍也在场。这时敌人来了，你的奶奶(我从小把外婆叫‘奶奶’)英雄得很，她骑上一匹光马(没有马鞍)，手上拿着两支枪，东西各放一枪，人家讲她能打双枪，就是这样来的。她把敌人引开，敌人顺着打枪的方向拼命追，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就不见了。”

　　在共同斗争中，外公对外婆有了更多了解，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意，也向外婆袒露了心迹，外婆则为能与自己仰慕的人生活在一起而骄傲。他们最终定情并完成了《永新调查》，在战火中开始了毛贺十年婚姻。茅坪八角楼是他们在井冈山的住处。

　　外婆从此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她曾说过：两只铁皮公文箱就是我的战斗武器。这份平凡而琐碎的工作，她一直做到1933年。

　　外公的工作离不开报纸和书本，外婆的工作离不开剪刀和浆糊。从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一下子变成足不出户的专职秘书，外婆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有多大。她总是向往着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战斗生活，情绪有过好几次波动和反复。外公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外婆，对外公的爱使她又安下心来。

　　外婆是1929年1月随朱毛红军下山的，直到1984年去世，55年间她再未重上井冈山。

　　延安生活的失落与痛苦

　　长征结束后，外婆有了与外公结婚七年以来的第一份独立工作：印钞所所长，办公地点在瓦窑堡。

　　一位老同志在回忆录中讲到外婆离开延安前的情况：

　　“1937年5月我到延安中央军委警卫营之后，正好经历了毛主席婚姻的更迭，见到一些令人费解的情景。我初到延安凤凰山的时候，贺子珍还在，和毛主席在一起。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不好的就是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有时她生气了，也常把我们这些站哨的找去，向我们诉说不平，为她评理，我们能说什么呢，只不过听她诉一诉苦就是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

　　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引者注：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但是，我们说不清他们因为什么事吵得那么凶。”

　　外婆当时一心想的是赶快取出身上的弹片，再有就是上学、读书，提高自己。

　　外婆的好友钟月林与宋任穷的婚姻也是外婆等姐妹撮合的。1936年结婚，1937年在延安生下第一个孩子。分娩前外婆天天来照料，一天晚上，她又来看望，离开后却再没来过。孩子出生后，钟月林听说“出事了”——外婆从她家出来后，和洋记者史沫特莱发生冲突，一病不起。从此外婆决心出去做手术，养好身体，再回国工作。

　　钟月林在延安苦劝外婆，求她不要离开。外婆的妯娌钱希均在西安做外婆的工作，姐妹推心置腹长谈；在兰州，外公好友谢觉哉继续劝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外婆的好友彭儒、陈正人夫妇受外公委托，在国内最后一次挽留外婆。无奈外婆去意已决，外婆对钱希均说：等我两年。两年，正好是1939年。

　　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打击向出国不久的外婆袭来。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可能是外婆在苏联见到的年龄最大的“红色后代”。她记得外婆1939年痛失爱子后精神很差，睡眠很不好。

　　1939年8月26日，周恩来启程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治伤的前一天，外公写下两封家书托他带到苏联。一封是写给岸英、岸青舅舅的(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一封是写给外婆的。外公在信中告诉外婆：“今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而外婆收到外公这封信时，刚满30岁。

　　外婆后来在庐山时，曾经告诉陪同她的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在苏联听说主席重新结婚了，她始终将信将疑。外婆认为自己和主席是炮火中结成的患难夫妻，一直是同甘共苦的，她坚信主席是爱她的。到达苏联之后，主席还打了电报催她回去，怎么会变呢？她对他的爱更是坚贞不移的，正因为爱他，想永远拥有他，才离开他去苏联的。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

　　庐山成为毛贺爱情的注脚

　　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分别22年后，我的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在此相会。这次相会是外公外婆平生最后一次见面，为他们的爱情添上了一抹亮色。

　　外婆1958年5月间从上海迁到南昌。那年暑假去南昌看望外婆的海峰姨告诉我：曾志来看望了我的外婆。她走后不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来外婆住处请她上庐山避暑。外婆推辞道：“花公家的钱呦。”经不住她们两个热情相邀，终于同意上山。海峰姨还给姨妈梳洗打扮了一番。在朱旦华陪她在山上度过第一个晚上后，第二个晚上便被汽车送进了毛泽东住的“美庐”。

　　外婆被水静和警卫员小封一左一右搀扶着迈上宽大的木制楼梯，缓缓登上二楼，被领到一间大厅里。水静此时悄悄离开，小封略做安顿也下楼去了。庐山美庐二层的客厅中，现在只剩下外公和外婆两人。

　　初见外公，外婆的记忆是恍惚的。她确认眼前的人不是画像，不是塑像，而是真的毛主席，自己22年前的丈夫。外婆记得外公见她来了，就站起身，微笑着打招呼，请她坐下。两人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

　　外婆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刻，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这时，外公开口了。他对外婆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外婆更加哭得不行……

　　外婆情绪略微稳定后，外公问道：生活怎么样？身体好了没有？外婆仔细看了看外公，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外公说：忙呀，比以前更忙了。随后又详细问起在苏联的情况，外婆一一说了。外公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外婆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外婆记得外公向自己介绍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有当年年初辞去国家主席的事。外公与外婆当然要谈到妈妈的婚事。外公说：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外婆说：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外公告诉外婆，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我妈妈举行婚礼。这是整个相会最轻松的时刻。

　　外婆记得外公最后说的是：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分别时两人没有握手，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次来之不易的相会，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然而第二天，他们再没见面。

　　庐山，为他们的爱情落下了最后的注脚。

　　北京相会的泪水和永远的思念

　　外婆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外公去世后仅仅一年，外婆在湖南路住所中风，左侧偏瘫，从此住进医院。

　　所幸，光明就要来了。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1979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很快就批示：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那年增补的委员还有缪云台、王光美。

　　此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中央的态度则是：外婆可以随时来往京、沪两地，想住多久住多久。

　　1979年9月3日，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

　　1979年9月8日，毛主席纪念堂迎来了最特殊的一位访客——那就是与我外公毛泽东有过十年患难夫妻生活的外婆贺子珍。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那天，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的汉白玉雕像前合影。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其实，不用亲人和医护人员提醒，我想外婆自己也下过决心：不能哭。20年前在庐山，在突如其来出现的外公眼前，外婆双泪长流，不能自已。而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庞、眉眼，还有那著名的下颌上的痦子……这次，她决心好好看看他！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这次，丈夫躺在自己面前。一层透明但冰冷的水晶，将外婆所在的人间与外公所在的真空隔绝开来。外婆觉得：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外婆更熟悉外公的睡姿，也没有谁对他的睡眠更有感情。从井冈山到凤凰山，十年来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共同度过。现在，他终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泪水不听外婆的，它又涌出来了。几十年来，为了丈夫毛泽东，为了爱情，为了家庭，她流过多少次泪，只有自己知道。今天，70岁的外婆流下的，可能是人生最后的眼泪。现在，这滴泪正含在她的心中。

　　外婆与外公的北京相会就要结束了，一共也还没有十分钟。轮椅缓缓前行……

　　外婆意识到：要离开天安门，离开外公了。

　　被人扶下轮椅，外婆坐进车里。妈妈也在外婆左边座位坐下，母女不约而同望着窗外。此时，妈妈已是泪流满面。外婆的眼眶也湿了，泪水却落不下来。

　　她看见了，远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她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千万人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

　　本文摘选／陈美华

　　图：

　　2004年，作者孔东梅在外婆贺子珍1937年西安“八办”住室。

　　1937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贺子珍与女儿李敏1947年在苏联。当时9岁的李敏在照片上为刚出医院的短发妈妈加上“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