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种“高教不公”（三家村晨话）

　　伍里川

　　冯雪梅女士在《精英教育的困境》一文中提到，学者杨东平在对北京、苏州等10城市调查后发现，城市重点中学42％的入学机会被包括高中级管理层和技术人员在内的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女获得；仅有27％的入学机会由包括农民、工人、无业者在内的草根阶层子女获得。

　　这种状况当然不会是静态的。它的最终结果是促成高校中也出现“教育精英化”这种癌细胞，使“高教不公”不断恶化。一般说来，“高教不公”就是指贫困子弟交不起学费。

　　在这样的语境下，学者郑秉文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提出了“高教公平新思维”，认为解决高教不公问题，只能靠引入市场价格机制的办法：国家设定收费上限，大学收费自由定价，名牌大学主要靠收费，一般大学主要靠财政和少部分的收费。“于是，大学之间的收费标准和幅度就会拉开，像频谱仪那样，形成一个梯次，有很多档次。任何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几乎都能找到与其交费能力相对应的大学。”

　　这真是一个“理想国”。倘能如此，倒也可以使相当多的贫困子弟从“计划外”走向“计划内”，不再成为高校森严围墙外边的可怜看客。

　　可是，我认为，这样的新思维只能使“精英教育”更加肆虐，平民子弟更加远离第一梯次的大学，老问题的核心问题“精英大学宁有种乎”并没有解决，反而使人有了不解决的更好理由。

　　让更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这是公平；让公民的子女本着法律意义上的一律平等，在同一个标准之下竞争“跳龙门”，这是公平。这两个公平的理念实则是一体的，不可分裂，不可分而治之，而后一个公平是一切“高教公平”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只有一种“高教不公”，那就是不能让每个人平等地享受教育。

　　离开这一基本认识，去另辟蹊径，承认有等级、有收入差距的受教育路径，还沾沾自喜，这让人不安。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教育学家，我不懂郑先生受英美大学收费改革（一批公立大学获得提高学费的权力）的启发，认为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指产业化），实行市场价格机制优于行政手段之类的看法对不对。但我想，不消说“教育产业化”已经得到至少是认识上的纠正，就说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性质，也不会容忍有地位差别的教育，那种精英归精英，草根归草根，一切凭人民币说话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理应得到政府的摒弃。

　　值得一提的是，郑先生也意识到：“成绩好但家庭贫困的学生有被拒之名牌大学门外之嫌，会被传统公平概念质疑是一种不公平。”他理解的解决方案是，高校会想办法设立奖学金招揽“穷好学生”。但我以为，如果考分不能作为最终的标准，在一切向钱看的情况下，这基本是一厢情愿。

　　《江南时报》 (2005年04月10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