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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世界抱着一种雍雅宽厚的态度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10日08:58 南方日报

  本报记者 王雨吟 李贺

  最近,在中国两岸三地极富影响力的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阮次山来到广州,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要对世界抱着一种雍雅宽厚的态度

  从外表上看,凤凰卫视资讯 台总编辑阮次山是我们见过的六十岁上下男人中最修边幅、最重小节的一个。

  唇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髭须被颇为用心地修剪、定型,衬衫和领带每天必换,雪白袖口配一对金袖扣,只允许它不动声色地存在,黑皮鞋一尘不染。一般应酬滴酒不沾,坚定地认为干炒牛河是评价衡量一家粤菜馆大厨水平的绝对标准。工作和生活界限分明,餐桌上绝对只谈小道消息,还不忘记时不时提醒记者不要见报。乐意为女士前行开门,但是你如果忘记道谢,他照样会把你叫回来,彬彬有礼地告诉你:“你忘记向我道谢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将西式礼节演绎得滴水不漏的绅士,一开口却马上让人大吃一惊。第二次见到记者不到十分钟,阮次山就用充满江湖气的口吻调侃说,他现在过的是“刀头舔血”的生活。

  邓朴方对我说,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详细说起当年的事情。

  记者:您作为一个国际问题评论专家,观点是相当老辣尖锐的,有人戏称您是“老阮飞刀”,但是看过您散文的人说,您的性情小散文是非常婉约的,有这事么?

  阮次山:(大笑)是的,他们看了我的散文之后说,很难想象这样的文章是出自我这样一个男人之手。我喜欢婉约词,特别是李清照、纳兰性德。我在凤凰台做节目,一天要10厘米厚的打印资料,阅读速度极快,这是在英国念书时,一个礼拜被逼着看三四十本书训练出来的。但我看文学作品,词啦,小说啦,速度就非常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记者:您看国内小说?

  阮次山:英文小说看得比较多。抱歉,当代国内的小说我都不太能强迫自己看完。(笑)《上海宝贝》看了就是看了,sowhat?(然后呢?)毫无震荡,文笔、情节、文气都看不到。我倒是对“伤痕文学”非常有感触,非常感兴趣。我对以那个时代为主题的作品都非常有感觉。陈晓楠做的节目,关于云南知青的《青春万岁》,我一面看一面哭,哭了一个多小时。关于这个题材,我搜集了许多故事。

  记者:这很奇怪,许多经历过那些“伤痕”的人,已经很愿意把伤痕忘掉,比如,写《伤痕》的作家卢新华现在已经安心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发牌,而您没有经历过这样惨痛的岁月,却对“伤痕”有这么大热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倒错。

  阮次山:是的,卢新华的事情我知道,我还知道阿城以前为别人扫臭水沟、修房顶,生活极其艰苦。吸引我的是,这里有许多的人、许多的故事,他们共同在讲一种生命的忧伤和无奈,一种特殊历史境遇下的悲欢离合。

  而经历过“文革”的人确实别具一种气质,他们要么就是分外自信,什么都敢做,大不了回国,都比以前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日子强;要么就是看破一切,非常淡泊,几亿美金根本不构成诱惑。我和你讲个故事,我在美国有个上海朋友,女的,结过三次婚,我就对她说,这肯定是你的问题了,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不安稳。她就说她“文革”的时候下乡,没东西可以吃,为了每天多吃一个馒头和村长结婚了。后来“文革”结束,她一个人抛夫弃子逃回上海;辗转出国后都没有办法忘记过去,想孩子但是不能见;想过安定的家庭生活,但实在觉得虚无。

  的确,真正有惨痛经历的人,往往不愿意主动提起自己的故事。邓朴方对我说,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详细说起当年的事情,只要一触及这一话题,他就有好几个晚上无法入睡,那种近在咫尺的心悸和恐慌简直可以让他发疯。

  记者:您好像在创作一个以“文革”为题材的大作品。

  阮次山:(微笑)这本书的写作的确已经在我的日程表之内。

  记者:那么多人向您讲他们的苦难故事,会不会让您觉得生活真沉重,您自己也不那么快乐了?

  阮次山:不会。他们跟我讲述的时候会哭会笑,我有的时候比他们哭得还要厉害,笑得还要厉害。但是我马上会强迫自己跳出来,否则采访就无法进行下去。

  记者:做这类采访恐怕和《风云对话》很不一样,政客永远不会和你交换血泪,这些人却可以。您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个神父?神父后面有上帝,您后面有什么?

  阮次山:(思考片刻)有的时候是像个神父,他们轻松了,我的采访笔记却沉重了。(笑)我的后面是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职业道德。

  记者:这本书动笔了么?

  阮次山:还没有,困扰我的是,我想知道得更全面一些,我不想写一本只有一个面的小打小闹的东西。

  我曾经试着去经营一个企业,但做了不久,我就受不了了。

  记者:大陆“文革”期间,您在台湾吗?当时的您对“文革”了解多少,为什么会对此特别感兴趣?

  阮次山:对,当时我在台湾服兵役,那时台湾对大陆的真实情况是封锁的,在兵营里更是信息空白。我因为一直对国际政治和国际时事感兴趣,所以大学读了台湾政治大学的新闻系。但我发现要研究国际时事,在台湾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还是坚持去美国读书。当时美国对台湾学生的签证也是控制很严的,要求财产证明、担保人等,我去签证却没有准备任何资料,签证官问我,你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做东亚研究?这是否南辕北辙?我反问他一句:您觉得在今日的台湾能做有关东亚的政治研究吗?他听了我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二话没说,就给我签了。事实证明,我也是对的。美国有关东亚各国的资料和信息是全面和开放的,而且它的视角也是独特、独立的。至今我也一直主张,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出去留学,扩大视野,没机会留学也要找机会出去走走看看,走了、看了,的确不一样。

  我对“文革”时代人的命运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是大时代下渺小的个体的无奈。尤其是我在美国接触了一些大陆出来的人、看了很多相关的书之后。

  记者:您能否对年轻的读者谈谈您是如何规划人生的?

  阮次山:我的人生规划一直都很清楚,而且一直都在这个轨道上,比如我为了读国际政治,放弃了一年2-3万美元的奖学金,同时打两份工,一天只睡3个小时——因为我除了学费,还要给家里寄一些生活费。读国际政治还必须通过很难读的国际法的课程,如果只读新闻,我早就拿到博士学位了。而且我对这一行业的热爱,可能让人觉得奇怪,大家都说从来不见我松懈。我想,这更多的是出于习惯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和新闻打交道,每天看新闻、想新闻、分析新闻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要是不让我看新闻,不让我知道这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只有那么一两天,我也会受不了。我曾经试着去经营一个企业,但做了不久,我就受不了了,每天都想着利润、利润,光是赚钱,有什么意义呢?

  要礼让、懂得感恩,要对世界抱着一种雍雅、宽厚的态度。

  记者:我们注意到去年以来您在各大学演讲都提倡一种“大国民风范”?您觉得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很缺乏这些素质吗?

  阮次山:我觉得不止是年轻人缺乏。一个社会忽然打开,中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他的思维、举止可能无法与国际同步、接轨。例如我去泰国,发现去那里旅游的中国人特别多,但他们在泰国留下的影响并不好。吃自助餐不排队、宁愿浪费也要拿远多于自己食量的食物……这些都是小事,但显示出的是与我们中国大国地位不相称的一种国民风度和素质。

  以我目前的力量,不可能在全国推行“大国民运动”,但我可以在去演讲的大学、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呼吁:要礼让、懂得感恩,要对世界抱着一种雍雅、宽厚的态度,这就是“大国民风范”。为什么说要自信呢?我常常跟孩子们讲,不要再说什么50年赶上美国,实际上现在中国已有许多地方超越美国了,例如你们的服装、手机等等。自信了,知道我们不是二等公民,而是大国民,才能做到雍雅、宽容和关怀他人。中国将会发展成一个大国,可是大国、强国应该继续向什么方向进步呢?除了有钱,除了拥有地区性影响力、全球性影响力,还应该培养具有“大国民风范”的人!

  我现在到了终于可以下几个硬壳蛋的时候了,怎么能退休?

  记者:您老是在记录新闻并评论他们,从来没有制造过什么新闻,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惆怅?

  阮次山:从来不。我反对所有的媒体事件。我坚信新闻工作者的最高道德是做好旁观者。我不要成为新闻人物。

  记者:您什么时候退休?准备写回忆录么?

  阮次山:人这一点和母鸡很像,不修炼到一定程度,下的都是软壳蛋。我现在到了终于可以下几个硬壳蛋的时候了,怎么能退休?很多人劝我写回忆录。我觉得我自己有时虽然不免自负,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平凡人,我更愿意旁观别人。

  记者:您怎么看国内媒体发展?

  阮次山:资本是重要,最关键的还是人的脑袋。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人才的培养,二是如何在“为人民服务”上做文章。

  记者:您说您28岁开始当名记,已经有30多年了,您想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传媒人说些什么?

  阮次山:(凝视咖啡杯)名和利是跟着来的,这些都是好东西,关键不是你想要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我接触到许多年轻记者老喜欢采访名人,认为这样可以让自己也顺利成名。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不是某一重要场合你在场,某一领导接受了你的采访,而是在这一过程中,你做了什么,你问了什么问题,写了什么文章。没有永恒的名人,更没有永恒的编辑和记者,只有永恒的读者。这就要求记者要有内涵。这个内涵要靠慢慢积累。

  记者:除了内在的提升,您能教我们一点儿采访小花招么?

  阮次山:(笑)问敏感尖锐问题的时候,不要咄咄逼人。如果要问这些问题,我就喜欢装疯卖傻,故意装得结结巴巴的,那些政客心理是很警惕的,怎么让他们偶尔失神一下。比如,我去采访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我当时很想问,巴基斯坦是更看重中巴关系还是中美关系,但是,当然不能直接问,于是我东拉西扯一大堆,问经济情况啦,问一般政策啦,然后好像很无知地随意问:“你认为中巴关系可靠还是美巴关系可靠?”当然他也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了我的意图,但在那样的情形下不能拒绝回答,他就委婉地说,如果你到我的国家民众中去,随便问一个什么人,他们都更愿意和中国人打交道。

  图:

  阮次山(中)和本报记者在一起。 秦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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