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洋行长”与引进监管制度

　　资本市场交易“预期收益”。上周后两个交易日，沉寂多时的深市“老龙头”深发展000001股价飙升，同近日该上市银行“洋行长”韦杰夫被正式任命分支机构财务执行官，全面推行信贷管理财务执行官负责制直接相关。

　　深圳发展银行系内地第一家外资控股上市银行，其股权变更在银行业对外开放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在去年9月银监会批准美国新桥投资集团通过并购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等4家股东所持非流通股方式，“入主”深发展之后，这一题材并未立马受到市场追捧炒作。相反，机构投资者们“听其言，观其行”，高度关注“洋董事会”对公司业务方向和治理结构所作实质性调整。对此，或许不能以弱市之下，题材乏人问津解释。

　　银行机构的风险集中表现为不良资产风险。毋庸否认，原国资大股东愿意放弃掌控深发展，部分原因出于“卸包袱”需要。一度市场传闻深发展累积呆坏账150亿左右，据称新桥集团在并购谈判过程中也曾经为摸不清深发展不良资产的实际状况而萌生去意。谜底揭开后，深发展不良资产总量虽不如传闻那么多，不良资产率位列内地市场上市商业银行前茅却确凿无疑；且另一重要指标———资本充足率呈现逐年下滑态势。在此背景下，新桥集团“入主”深发展后，能否采取有力措施，遏制呆坏账进一步累积，降低不良资产率、提升资本充足率，答案并非一目了然。不仅如此，新桥集团被投资界普遍认定为风险投资机构，其并购深发展股份是一种“股权投资行为”，适时退出、转让牟利系应有之意。因此，其动机也令人存疑。

　　数月后，新桥集团做出通过重构管理框架，优化深发展基本面举动。在一定意义上，深发展股价终于“异动”显示投资者对公司机制改革已产生正面预期。一段时间以来，投资者对国内商业银行，包括拟上市大型国有银行最感不放心之处就是无法予以预期，比如，对建设银行计划境外上市，国际投资界就要求中国政府部门作出“有约束力的承诺”，在新增不良资产超过一定比例后予以收购。近期，造成资金巨大损失的金融犯罪大案要案频繁曝光，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国内商业银行的信任危机。现在，旨在“股权投资”的新桥集团初步赢得了投资者认同，国内银行业出资人和监管部门理当关注深圳发展银行公司治理之中的一些变化，从中或许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做法。

　　可以说新桥集团“为利而忙”，但它却为深发展聘请了职业银行家担任董事长和行长。深发展的“洋董事长”蓝德彰和“洋行长”韦杰夫受聘前均未在新桥集团任过职，但国外财经传媒普遍认为，他们是新桥能够选择的很合适人选。62岁的蓝德彰2002年开始分别担任上海银行董事、南京市商业银行董事等职务，此前受雇JP摩根在日本、中国香港等亚洲地区工作。51岁的韦杰夫1988年即在深圳为美国花旗银行成立分行，系美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位分行行长。学界一直呼吁为国有商业银行引进职业经理人，新桥集团的做法无疑引人深思。也许有人会认为职业经理人制度不符合国情，那就不妨拭目以待，这两位职业经理人（且是外国职业经理人）是否能在中国内地管理好金融企业？

　　其次，深发展推行信贷管理财务执行官负责制被可认为是对“花旗银行模式”的复制。其与国内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内商业银行沿袭行政部门管理模式，实际由各级行长说了算，而信贷管理财务执行官负责制由各分行信贷执行官负责各项授信审批，直接向总行信贷风险执行总监负责，以此建立起信贷执行官和行长之间的有效制约机制。这一内部程序建构如被证明能够有效管理信贷风险，且不明显有损经营效率，无疑将成为参照物，对国内商业银行现行的行政化管理“习惯势力”产生冲击，构成改革压力。

　　如果旨在牟利的新桥集团得以全面优化深发展的基本面，国内商业银行又有什么理由不发挥出应有功能，承担起应有责任呢？关注深发展下一步动向，有望获得银行业改革所需破除的核心症结所在。